三对史馆的评价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史馆是封建社会政治活动的产物，是封建专制制度在史学领域的体现，这种史学的专制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而日益加剧，到后来，统治阶级不惜用血腥的文字狱来维护史馆修史的垄断地位。史馆修史制度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学术的争呜和发展，是史学史上的一种反动，对史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史馆自其产生以后，就暴露出许多弊病，受到世人的指责，其中，最权威的批评者当属刘知几。刘氏一生，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十分了解史馆内幕，他在给肖至忠的信中，揭露了史馆修史的弊病，概言之：一曰着述无主，条章不立，意见纷纭，含毫不断；二曰史料缺乏，簿籍难见；三曰畏惧权门贵族，不敢直书；四曰监修擅权，史官唯命；五曰监修不力，制度不明（36）。凡此五点，为史馆修史的五大弊端，其中大部分为历代史馆修史的通病。
    史馆制度虽然弊病多端，但作为一种在封建社会历代相沿的修史制度，仍然有许多值得肯定、借鉴之处。首先，由政府设立史馆修史能够集中人力、财力和丰富的史料，为修史提供优越的条件，在纸使用以前，笨重的简牍是主要书写材料，史料的形成数量受到限制。魏晋以后，纸张广泛使用，书写方便，宜于保管，加之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使文牍日繁，史料剧增，政府在宫廷秘室积聚了丰富的档案史料，这为在野史家所不能窥视之物。私家修史很难充分占有史料，往往举毕生精力，不能竟其业。政府开馆修史，可以利用宫廷秘室之藏，又能组织众多史官分工协作，成书较快。唐贞观三年诏修五代史，贞观十年修成，计241卷。元修宋、辽、金三史（747卷）只用了两年半时间。明修元史，前后两次开馆，仅仅费时一年多，修成《元史》240卷。
    其次，开馆修史，能集众家之长。我国自古史官多而史才少，能博古通今，才若马、班者屈指可数。私家闭门读书，十年磨剑，皓首辛勤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由政府设立修史机构，有组织地修史，才能集思广议，取长补短。如《晋书》的撰修就比较注意发挥众史官的专长。李淳风长于星历，令专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令狐德棻等人老于文学，令修纪传。另有李延寿、褚遂良、上官仪等也都是当时文史兼长的名臣。由他们共同修史，不仅成书快，而且质量也较高。史馆修史往往要首先围绕编纂原则方法在众史官内进行讨论，大家各抒己见。如元朝修宋辽金三史时，起初曾因“义例未定……各持论不决”（37），而无法进行，可知争论之激烈。再如康熙十八年开馆修明史，五十多名史官首先对明史的编撰方法和体例进行讨论，许多人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体例方法确定后，他们依类分题，对编撰任务进行分工（38）。由于发挥了众史官的才能，故《明史》问世后，一直得到较高的评价。史馆修史虽然在政府监督下，有严格的政治标准，但，这一点也是私人修史所无法摆脱的，两者相较，私家着述“可据一人之私见，奉旨修史必合一代之公评，未可用意见肆讥弹也”（39）。此说虽有言过之处，但多少有点道理。
    第三，开馆修史，有助于纠正前朝史籍中的隐讳不实之词，维护历史的真实面目。春秋笔法一直是封建史学的修史原则，为亲者、尊者、贤者讳，亲疏有别，等差有分，以政治油彩和主观恩怨肆意涂抹历史。但随着朝代的更替，时过景迁，昔日亲者、尊者、贤者头上的光圈随同旧国的覆灭而消失，在新王朝史官的笔下，原有的虚美隐讳回护之词自然会得到一定的纠正。另外，新王朝开馆为前朝修史，常常延请前朝遗士参加，此举虽为安抚手段，却从另一方面保证了修史的质量。前朝遗士熟悉旧朝史事，且对新建王朝多少怀有敌意，有他们参加修史，可以抑制新朝史官对前朝历史的歪曲。
    第四，史馆修史所用史料有一定的机要性，特别是当代史的编修，多取材于当代各种档案文献，涉及到国家的内部机密，因此，需要有组织地进行查阅利用，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再者，修当代史于当朝权贵多有褒贬，于禁中设馆修史，可以“杜彼颜面，防诸请谒”，避免权门贵族对史官修史的干扰。当然，史馆实际上并未能阻止官场恶习对修史的影响破坏，史馆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啧舌，倘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缙绅咸诵”（40）。此虽刘氏所举史馆五大弊病之一，但平心而论，此项弊端并非史馆制度固有之物，而是腐朽的封建官僚政治所致。
    注释：
    ①④⑥⑦《史通·史官建置》。
    ②《公羊传疏》，转引自邹家炜等着《中国档案事业简史》。
    ③《隋书·李德林传》。
    ⑤《史记·太史公自序》：“今汉兴，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能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可知修史亦为太史公之任。
    ⑧《唐六典》卷九“中书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