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它的辉煌成就可用梁启超的一句话来概括：“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①
    但是，我们在充分肯定中国史学的成就的同时，必须正视中国史学的弊端。本文拟就宏观上对中外史学试作比较，并对中国史学所存在的弊窦谈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史学界同行。
    一、史官、史馆和官修制度的不良作用
    中国史官建置很早。据唐代刘知几的《史通》说：“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苍颉、沮诵实居其职。”②许慎也说“黄帝之史苍颉”。③古书记述，夏有太史终古，殷有内史向挚。甲骨文里的“作册”、“史”、“尹”都是商代的史官。及至西周，史官制度更趋完善，已有分工，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中国自古有史官这点是无庸置疑的。在外国，古代东方诸国亦有史官，如古埃及称“祭司”，不过，惟中国的一套史官、史馆和官修制度最为发达，持续时间最长，对历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史官的设置对历史学的发展究竟利弊如何呢？是“保证与促进”史学的“兴旺与发达”呢，还是阻碍历史学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史官建置于史学的发展是弊多利少。
    历史学家不等于就是史官，前者是以研究历史为业的学者，后者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官吏。中国历代史官是统治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史官的地位很高，出入朝廷，记录帝王的言行。《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左史”记录帝王的行为，“右史”实录帝王的言论。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聚于帝王的饮食起居以及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上。把整个社会的发展历史归结为帝王的言行史与起居注，忽视了对整个社会历史问题的探索，题材的狭窄、眼光之短浅是世界上少有的。这是中国史学的弊端。
    同史官相关连的是官修制度问题。二十四史是官修制度的产物。官修制度使中国历代史著能够不间断，有延续性，这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其弊病是，这些史著内容单一，注重记述宫廷王室的政治史。并且史官又多以训诫为己任，造成历史内容缺乏全面性与客观性。所以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是僵化、呆滞的，没有多大创新与发展。如《宋史》始由宋太祖于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和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分别敕令宰相赵普与薛居正负责监修“国史”，这个“国史”，从宋太宗至宋理宗十四个朝代，都有详细的实录。此外还修有《两朝国史》、《三朝国史》、《五朝国史》、《四朝国史》和《宁宗正史》等。这些“国史”主要内容是每天的日历（日记）、时政、起居注、行状和各种文书。属宫廷的政治史之类的东西。对于诸如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则被忽视了。元朝不满意宋代撰修的“国史”，决意重修。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1年）下诏官修辽、金、宋三史，以右亟相脱脱为总裁，（实际上是由史局官贾鲁主修）纠集群僚，通力撰修，短时间《宋史》告成。可是，这部元朝撰修的《宋史》比宋代所修的“国史”并无长进，错误很多，于是明世宗嘉靖初年，朝廷又议重新改修《宋史》问题，但未修成。最后由明柯维骐修成《宋史新编》。这部宋史的内容和宋修“国史”及元撰《宋史》大同小异，皆以朝廷政治史为主线，没有太多涉及社会的经济、文化诸问题。《宋史新编》增补有关政治事件的诏令内容，更突出帝王政治。《宋史》虽经三朝几番的修纂，由于都是官修，指导思想始终未能突破朝廷与帝王的藩篱，因此内容单一，总离不开政治史这根主线。
    《晋书》，是由唐太宗诏令重修的。其内容主要是记叙和痛斥魏晋以来的那种无君臣之义，僭主篡权的勾当，借以训诫盛唐朝臣们不可阴谋篡夺李家的天下。全书集中宣扬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使万世知为君臣之义”。这就是说，《晋书》的目光同样没有移离过朝廷，所涉及的内容还是朝廷的政治史。所以梁启超说：“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述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④，“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新闻。”⑤纵观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国史学的裹足不前与停滞性的病因就在于史官与官修制度上。官修制度使史家缺乏自主精神，失去生气活力。
    中国历代史著不独内容单调，在体裁上，一套八股格式相承。自左丘明传《春秋》所创的编年体以及司马迁《史记》开创的纪传体例后，“千古宗之”，基本雷同。官修制度给中国史学带来呆滞与僵化，扼杀了历史家的创造精神。
    欧洲修史多为史学家私撰，官修极少。编撰规模比较大的史著有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意大利教会史学家巴罗尼的《教会编年史》、德国历史家伯尔兹的《德意志历史文献汇编》等。这些书的编撰尽管得到政府或教会的支持，但非官修，欧洲始终没有形成一套官修制度。欧洲的史学研究不拘于一种呆板的公式，史学家自主，各树一帜，从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出现多种类的史著。有综合性的著作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也有战争专史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既有大帝国的通史如李维的巨著《罗马史》，也有断代史如福拉维·约瑟夫的《犹太古代史》；既有塔西佗的《日耳曼志》，又有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等。这些史学著作社会性强，效用大。相形之下，“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象，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⑥是故“吾中国史学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也”。⑦中国的史官、史馆和官修制度，对历史学的发展起着不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