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家与史官溶为一体，淡化了史学的科学性
    中国古代的典籍由官府收存，派官吏掌管。这些官吏一般都身兼史官，有官衔。史官所传的弟子也是贵族官吏，历史家与史官溶为一体。这种史家与官僚结合，弊端甚多，他们所编写的历史著作，往往缺乏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例如，后晋宰相刘煦、赵莹撰修《旧唐书》出于政治目的，肆意歪曲历史。他们在《旧唐书》中对夏侯端推崇备。说夏侯端是“尽忠于隋而功立于唐，事两国而名愈彰。”（18）很明显，刘煦、赵莹赞颂夏侯端旨在为自己身仕几主辩解的。刘煦、赵莹在《旧唐书》中不替因抗拒安禄山而全家遭杀害的广平太守毕炕立传，以遮盖自己不“忠义”的变节行为。梁启超说得好：“中国前此之无真史家也，又何怪焉！而无真史家，亦即吾国进化迟缓之一原因也”。（19）又说：“此种官撰、合撰之史，其最大流弊，则在著者无责任心。”（20）
    外国史学家虽然有的也是大官僚，但这些官僚史家对历史上的人与事的褒贬一般是属于世界观与阶级立场问题，不象中国的官僚史家那样纯粹从政治需要以及个人的好恶出发的。
    有比较才有鉴别。只要把中国的史学置于世界史林之中，即可发现中国史学的落后与差距。中国历代史学貌似繁荣，实是思想贫乏、内容单一。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学止步不前。振兴中国史学，靠的不是死守所谓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而是应该以现代科学的新成就，重新总结我国丰富的历史遗产，跟上时代的步伐，密切社会实际，吸收界世上最新的思想成果。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中国史学落后状况，建设中华民族的新史学。
    注释：
    ①④⑤⑥⑦⑨（11）（16）（17）（19）（20）见《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一九八○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第56、54、5、8、6、7、9、5、5、4、62、27、4、61、14、62页
    ②刘知几《史通》第235页
    ③见许慎《说文解字》
    ⑧（21）《续资治通鉴》上，第653页
    ⑩许凌云《漫谈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二期。
    （12）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60、163页。
    （13）司马迁《史记·匈奴传》
    （14）班固《汉书·艺文志》
    （15）张孟伦《中国史学史》上册第192页，第7页。
    （18）《旧唐书·屈突通传》见《旧唐书》第145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