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垂训史观把历史研究引向歧途
    中国历代史学家把垂训视为著史的第一要旨。“史之为务，申以劝戒，树以风声”。一心一意记好帝王的言行，垂示子孙、引为殷鉴。早在《尚书·召诰》中就提出“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诗经·大雅·文王》中也说：“宜鉴于殷”：《国语·楚语》说：“知废兴者而戒惧焉”，又说“人求多闻善败以鉴戒也”。这些都说明我国很早就存在历史鉴戒观，注意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孔子作《春秋》的用意就在于教训“乱臣贼子”的，旨在忠君。司马迁作《史记》用意也在于效仿孔子的《春秋》，宣扬君王圣德，叙述功臣世家的事业，维护王道。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目的在于“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⑧在忠君、鉴戒和资治思想的支配下，一部史书只见君王的朝廷，不见庶民的社会。“盖从来作史者，舍朝廷外无国家，”⑨英雄充斥国史，人民一笔勾销。梁启超说得好，“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家谱而已”。（25）但肯定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学者却认为：“注重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即古为今用，也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⑩笔者认为这种不去考察它究竟为多大范围的现实服务的说法是欠妥的。
    在垂训史观的影响下，历史家的眼光狭窄，对周围世界更是一无所知。加上中国长期的封建自然经济与闭关锁国。因此，中国几千年来没有出现“世界史”。“中国之史，其地位则仅叙述本国耳，于吾国外之现象，非所知也”。（11）目光狭小影响史家对历史规律的探讨与认识，致使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十分落后。
    欧洲史学从总体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也有垂训史学，但没有中国那么直接和紧密。欧洲史学题材多样，不囿于叙述朝廷史，也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诸方面。既讲本国史，也叙述世界史。早在公元前一百多年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就在《罗马史》中记述目光所及的整个文明世界的历史，是世界最早的一部世界史。希腊史学家坡息多尼阿的《历史》是继波里比阿著作之后又一部世界史著作。公元前二十多年罗马历史家李维也在《罗马史》中记述地中海世界的历史，是世界第一部真正的世界史。此外还有诸如法国人文主义史学家奥比涅的《世界史》、法国史学家波绥的《世界史讨论》、德国启蒙史学家施洛泽尔的《世界通史》、意大利浪漫主义历史家利奥的《世界史教程》等。世界史的出现有助于历史家从世界范围观察、思考人类历史的发展，进一步探讨人类社会带普遍性的历史规律。从而导致十七世纪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兴起。而意大利历史家维科的《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法国历史家杜谷的《人类精神的历史进展》、德国历史家康德的《论永久和平》、法国历史家康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展望描述》、德国历史家赫尔德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等都力图从世界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与精神进步的规律性的东西。这种研究比起中国那种以宫廷为中心、宣扬忠义节孝，专供帝王、大小臣僚阅读的历代正史不知高明多少。黑格尔说：“因为在中国，历史家的位置是被列入最高级的公卿之中。大臣二名常常追随在天子的左右，他们的职务便是记录天子的一言一动，历史家便研究了这些记录而加以运用。这种历史的详细节目，我们用不着深入考究，因为这种历史本身既然没表现出有任何进展，只会阻碍我们历史的进步。”（12）
    三、历史学沦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
    中国古代史官，专记帝王的举止言行，与帝王的关系虽然十分密切，但是帝王的附庸与奴仆。除极个别史官，敢冒杀身之祸，秉笔直书帝王丑恶言行外，一般或替帝王扬善隐恶或曲笔隐讳莫敢直言，看脸色行事。如“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彰，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13）所以，班固说：“《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权威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14）又如，陈寿撰修《三国志》时，慑于司马氏政权的淫威，就采取“显而微，志而晦”的手法，一方面隐匿自己的政治意图，另方面对重大事件采用曲笔不敢直言，至于“魏晋以后的史官，‘或希曲时旨’，而记事颠倒黑白；‘或猥饰私憾’，而记言“变乱是非”。（15）使历史著作沦为替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工具。隋朝史学家魏澹撰修《魏书》，一切都仰承隋文帝的鼻息。他著书撰文旨在博取皇帝的欢心。清康熙时代历史家撰修《明史》时，政治形势严峻，为避免时难，他们一切都秉承康熙的旨意。清代张玉书、陈廷敬、张英、王鸿绪等都是“博学能文”的大学者，他们被搜罗进史馆官修国史，个个是彻夜徬徨，手足无措，害怕触犯圣讳，没有恪遵敕旨。担心一旦越出雷池一步，招来横祸。如此的史学家实已成为替皇帝撰书的手工匠。这种状况，造成几千年来中国没有出现重要的史学思想，及至清末才出现模糊的“因果论”与“进化论”的观点。梁启超在纵观中国历代史学状况后指出：“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之邱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16）梁启超还责备中国的历史家是“知有事而不知有理想”，作者皆“陈陈相因，无复创作精神”。（17）历史学贵在创新，然而中国历代“国史”基本上是“陈陈相因”的，没有出什么新思想，没有创什么新理论，更无开辟新天地。及至清代，历史学界才酝酿一场变革，先是反对历代那种空疏无用的史学，转向“经世致用”。这固然是想改变中国历代史学远离社会现实斗争的弊端，可是这种“经世致用”的史学又怎能摆脱封建社会的羁绊呢？用来用去还不是为帝王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于是一些史学家又厌烦于这种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的“经世致用”史学，产生消极悲观，又转向“考证史学”，想逃避现实阶级斗争。可是这种“考证史学”不是史学的精髓与主体，只是史学的旁支，于现实无太大关系，因此还是没有闯出史学的新路。中国历代史学始终不重视历史规律性的探究，满足于复述帝王朝旨，历史学家沦为帝王的奴仆。这是中国历史学落伍于世界史林的原因之一。
    外国没有一套官修制度，著书立说一般是史学家个人的事业，历史学为统治阶级服务没有那么直接与明显，帝王活动不全是历史著述的主题。从而史学界不断出现新观点，提出新理论，促使史学思想的进步与发展。早在公元前四百多年古希腊历史家修昔底德就已经有历史发展因果论的思想，致力于历史因果关系的探索，并成为世界第一个具有经济史观的历史学家。嗣后，公元前二百年左右的希腊历史家波里比阿在《罗马史》中已经用朴素的生物学观点表达历史规律，把一切现象都拿来和经历少年、成年和老年等阶段的有机体相比，认为任何物体、任何国家、任何事物都是经历成长、繁盛和衰落的阶段。这是世界上第一次表述了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公元一百年左右，罗马历史家阿庇安在《罗马史》中重视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物质背景，指出这场斗争是为了争夺土地所有权，被马克思、恩格斯所重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出现了意大利马基雅弗利的那种充满新思想的政治历史家。他的《君主论》、《佛罗伦萨史》代表了较成熟的文艺复兴的史学。他注意探究社会斗争的原因与后果，提出财产关系是政治的基础。认为民众与有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他试图寻找历史的规律性，寻找事件的深刻内在联系，认为历史的重要动力是阶级斗争。欧洲的史学经过启蒙运动，终于在十七世纪兴起“历史哲学”，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第一个提出历史有规律发展的思想。他根据自然规律的观念，创立历史进化论的理论，把历史看作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还提出历史的偶然性是历史必然过程的产物的卓越思想，马克思称之为有着“不少天才的闪光”。到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家基佐、梯也里、米涅和梯也尔等提出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把史学理论推进一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最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理论。纵观欧洲史学的发展过程，明显的特色就是新的理论不断被创建。究其原因是由于史学家摆脱了君王的严重束缚，可以独立思考，于是才有这么多的新思想脱颖而出。相形之下，不能不说在封建专制的中国社会里，官修制度引起中国史学的沉沦，史学成为统治者的婢女，充当毫无生气的御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