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思考被弱化和被搁置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上述发展何以影响到整个研究对自身价值原则和批评尺度的确立呢？在我看来，原因恐怕还在于创新始终缺乏研究的主体线索和逻辑框架。因此，从学术发展的理路来看，历史学家和其所属的知识共同体，以及客观研究对象之间，应有一个充满张力的解释循环，而作为联结三者、或沟通这三者的秩序规划，则非主体线索和逻辑框架莫属。如建国后被广泛接受的那个主体线索和逻辑框架，就是一反以往中国近代史书按皇位、当权者的更迭来划分时期以及放弃分期、逐一叙述若干主要大事件等编写方法的套路，“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的事实中找到一条线索，循此线索即可按照发展程度把各方面的历史现象根据其本身的逻辑而串连起来”（注：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因此，历史的骨干是阶级斗争，中国近代史的内容主要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便是这一时期的学术批评（或批判）和学术争论展开的理论基础。
    80年代初，建国以来所沿用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主体线索和逻辑框架受到了学者们的质疑。1980年李时岳先生撰文认为，应重视中国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予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并指出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注：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这一观点虽然仍以阶级斗争作为近代中国发展的基本线索，但却强调了必须紧密地联系社会经济的变动进行考察，找出其中那些能够集中反映历史趋向的标志。李时岳先生说，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个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势，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在五四运动以前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的前景）”（注：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分别提出“民族运动”、“过渡特征”、“近代化”等观点，从而形成多种解释、或多种线索并存的争鸣局面。（注：参见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马敏：《过渡特征与中国近代社会形态》，《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徐泰来：《关于中国近代史体系问题》，《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俞政：《多角度考察与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体系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当然，这些观点只是对以往基本线索的补充，并不构成否定性的颠覆。但1986年姜进撰文提出非线性发展的模式。她认为，历史线性发展的观念，是18～19世纪理性时代的产物，它的特点是理论的简约，但也构成了与社会现实内容丰富性的矛盾。体现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就是抓主线的思维方式，长期纠缠于某几个问题，使研究领域狭隘，研究层次难以深入。就此，姜进说：“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来说，深刻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化过程，如何能够作出具有时代高度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超越关于历史的线性发展观，在现代意义上把握近代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内涵”。（注：姜进：《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对近年来洋务运动史研究的一个检讨》，《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不过，非线性如何定义，它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怎样具体化，姜进语焉不详。她根据现代物理学中相对论和互补原理，认为在宏观方面可以用文明或文化圈的观念，取代线性的发展模式；在微观方面，对某个特定的文化的研究，不再满足于描绘一条简单的发展线索，而是力图重建它的社会文化结构，注重剖析它的深层结构，立体地把握它独特的内涵（注：姜进：《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对近年来洋务运动史研究的一个检讨》，《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但实际运用到具体的历史问题研究中，整合这些物理学以及哲学和人文科学的思想，尚需很多复杂的程序或中介。
    在此后的实践过程中，这种“非线性”的观点，几乎未得到任何回应，但有关“基本线索”的讨论早已沉寂多时。原因不是这一理论问题已经解决，而是理论兴趣的衰退。“非线性”理论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意向：即不必将理论推展到明确无误的程度（因为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中，这都是办不到的）；应关心的是具体的技术操作，把研究的重点转向社会文化与生活方式上面，套用20年代的一个学术话语——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正如姜进所说：“当一些研究者还在热衷于辩论，精心修补完善自己的论点的同时，另一些研究者已经厌倦这种争论，他们呼吁多进行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期望以此来促进宏观问题的解决，求得宏观认识的一致。”（注：姜进：《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对近年来洋务运动史研究的一个检讨》，《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所以，这一时期创新趋势关注的大都是专门史、专题史，以及对历史边缘和空白区域的开掘，而非对中国近代史的整体理论把握。
    三、研究层次的重新分离
    问题在于，仅注重具体问题的研究，是否也能发展出相应的理论体系及其价值原则？建国以后的研究失误表明，理论抽象和具体研究是史学研究的不同层次，二者之间是不应分离的。当时在“左”的思想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之下，学术界的整体倾向是以貌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取代具体的历史研究，以致到了80年代初，很多带指导性的理论概念，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等，虽为大多数研究者接受，但由于“缺乏严格的、科学的、建立在大量事实基础上的论证，因此难以经受住来自反面的挑战”（注：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
    80年代以后，整个中国史研究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研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国历史的理论引进阶段，即从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中得出抽象的概念，或曰“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阶段，还没有来得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把诸多的规定综合起来，充分把握中国历史的多样的统一（注：《编者的话》，《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而今天的研究者则是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运用到历史研究过程中，通过否定之否定，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以求对丰富多彩的历史本质取得认识的深化（注：《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这种认识有其合理的一面。它所要努力改变的正是以往史学那种苍白干瘪的形象，突破长期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的三足鼎立，从事各式各样的专史和专题研究，特别是那些过去很少有人问津的鼎足之下的边缘地带或空白区域的研究，“将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注：田居俭：《略论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变迁》，《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但这种认识在某些具体方面，则还有可以讨论之处，如提出的思想方法，一定程度上却又和以往的失误存在着同样的矛盾，即仍将理论探讨与具体研究相对立，过分强调某一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