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中唐”，是指从唐玄宗天宝初年（起于公元742 年）到唐宪宗元和末年（止于公元820年）之间约80年的唐代历史， 跟中国文学史上所说的“中唐时期”在断限上略有不同。唐玄宗开元末年，唐皇朝的盛世已出现衰败的朕兆，而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755—763年）则严重地阻止了唐代经济、政治发展的势头，同时也使盛世时期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社会矛盾统统爆发出来。其中，如藩镇问题、土地问题、财政问题、民族关系问题等等，都十分严重，成为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政治家的改革，思想家的论辩，史学家的沉思，以至诗人的咏叹，都使他们在面对严峻的现实这一点上有很多相通、相似之处。人们所熟知的“两税法”、《封建论》、“三吏”、“三别”等，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唐代史学风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几种新的发展趋势。
    一明确提出史学的经世作用
    中国史学历来跟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在政治家眼里，政治跟史学之间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中唐以前的政治家对此有较深的认识和较多的言论的，当首推唐太宗。他曾赐给大臣李大亮一部荀悦著的《汉纪》，说它“议论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希望李大亮“公事之闲”，“宜加寻阅”①。贞观十年（636年），当史臣们按照他的指示撰成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他对史臣们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痒恶，足为将来之戒”；“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②。唐太宗为封建社会里的一代英主，他的政治统治之所以获得成功，跟他重视史学的政治作用、注意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自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他有更多的感受和更深的认识。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问群臣：“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戒、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这里提出的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群臣都说：“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对于这种把自己神化的说法，唐太宗是不赞成的，他说：“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③。于是他历数了他成功的五个原因。这说明，唐太宗对于史学的重视并非只是在嘴上说说而已。因此，他说的这句名言，无疑是出自内心的一种看法：“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④！
    要之，中唐以前，人们对于史学和政治的关系是有相当深刻的认识的。但是，在中唐以前的史学家中，还不曾出现这样的情况：由史学家自己宣称，他写的史书将直接用于政治统治。这种情况，在中唐时期是切切实实地出现了。大史学家杜佑郑重宣布：“佑少尝读书而性且蒙固，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⑤。这几句话，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很有份量的，因为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家第一次由本人宣布，其著述将直接用来为政治服务。前代史家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其人”⑥、“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⑦等种种含蓄的说法，已经发展为一种明确的“史学宣言”了。杜佑的这一撰述宗旨，颇为同时代人所重视，所推崇。李翰认为：
    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乎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⑧。
    李翰在这里说的“致用”、“经邦”、“立事”、“师古”、“随时”等等，要紧的是“致用”和“随时”。“致用”是强调史学的实践性，即为社会所用。“随时”是要求这种“致用”应从实际出发，不是泥古不化，生搬硬套。总之，研究历史，应是“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李翰的这些说法，不独中肯地概括了《通典》的旨趣，而且也反映了他跟杜佑在思想上的相通之处。此外，曾与杜佑长期共事的权德舆认为：《通典》一书“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⑨。权德舆是政治家，他的评论，自有一定的份量。后人评论《通典》，说它是“有用之实学”⑩、“经国之良模”（11），也都是着意于杜佑的经世致用思想。杜佑的撰述宗旨和《通典》的内容，的确无愧于这些评价。在中国学术史上，明清之际出现了一批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许多论者认为，这是中国经世致用之学的开端。这个说法是可以讨论的。从以上的论述中，至少可以认为，杜佑《通典》实为中国经世史学的滥觞。若此说尚可成立，则应对中国经世致用之学的发展作重新估价。
    值得注意的是，中唐时期，经世思想的产生不限于史学领域。如政治家、地理学家李吉甫指出：
    古今言地理者几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12）
    这是他反复阐说自己撰述《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从中不难看出，他极不满意那种“流于异端，莫切根要”的地理之学，强调地理之学应着重研究“丘壤山川，攻守利害”，以便为当时的政治统治服务。如果以李吉甫的这个撰述思想，跟明末清初顾炎武、顾祖禹关于地理之学的思想作一比较的话，似可找出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李吉甫曾撰《元和国计簿》，以“审户口之丰耗”；撰此书，以“辨州郡之疆理”，其远叙先秦时期，近及贞元年间，距成书仅二、三十年（13）。这种在撰述内容上论及当代的做法，跟杜佑的《通典》颇有共同之处。
    元和十年（815年），文学家、大诗人白居易在长安为太子属官，其间， 他给元稹写了一封信，讨论诗歌的创作目的和社会作用。信中说：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道理：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14）。
    这就是说，诗文的创作，应当密切结合当时的“时”“事”。有这种认识的人，又岂止一个白居易。
    总的来看，中唐史学之趋向于重视经世致用，并不是偶然的或孤立的现象。一方面，这是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它要求史学家把从现实去考察历史与从历史来观察现实结合起来，即把现实作为研究历史的起点和归宿。另一方面，经世思想在当时已或多或少成为一种学术文化中的潮流；《通典》是这个潮流的产物，又是这个潮流的一部分，故而“大为士君子所称”（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