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的“述而不作”
    六经的整理
    中国历史文献，始于甲骨文字。中国历史文献学，由孔子发其端。孔子对六经的整理，就是对后来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文献学的实践活动。
    六经，即《诗》《书》《易》《礼》《乐》《春秋》，是孔子讲学的基本内容。孔子选定六经，是各有其用意的，他说：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
    可见，每一经，孔子都强调一个重点，都有一个明确的教育目标。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上自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期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另，“小雅”中还有笙诗六篇，有目无辞，不在其内。《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孔子十分重视《诗》，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里所谓的“兴”，即《诗》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的“兴”，是《诗经》常用的一种比喻方法，故“可以兴”，就是说可以提高这种联想或想象能力。这里所谓的“观”，即“观风俗”的“观”。班固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何休亦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民间求诗……闻于天子。”（《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其目的，则在于使“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这就不难看出，读《诗》显然有宜于了解民俗、国情，故孔子说，“可以观”，即提高观察能力。至于“群”和“怨”，按照杨伯峻先生的解释，即“合群力”和“讽刺方法”，读《诗》于这两方面亦是有益的。总之，孔子认为，读《诗》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使其“温柔敦厚”，这样，无论“事父”，还是“事君”便两相都合格了。
    据汉代史家司马迁说，《诗经》是由孔子编定的。他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睢》之乱以“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是否有诗三千余篇，虽不敢必，但从司马迁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现存《诗经》的次第是由孔子编订则是确定无疑的。故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鲁襄公二十九年，也就是孔子七八岁之时，吴公子季札曾被邀至鲁观周乐，其演奏顺序是：周南、召南、邶、？{、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郐（以下无评）、小雅、大雅、颂。看得出，其“国风”次第与后来流传的《诗经》次第有所不同，足可证明，《诗经》确是由孔子最后整理编定的。
    《书》即《尚书》，是唐、虞至春秋前期，主要是殷周时期的历史档案和文件的汇编，《史通·六家》引孔安国的解释，说《尚书》就是上古之书。据说，《尚书》原有一百多篇，但经过秦始皇焚书，流传至今的《尚书》只有五十八篇，而且还真假掺半。这五十八篇的情况是：
    《虞书》五篇，其中伪一篇；
    《夏书》四篇，其中伪二篇；
    《商书》十七篇，其中伪十篇；
    《周书》三十二篇，其中伪十二篇。
    《虞书》四篇（以下皆不计伪篇），即《尧典》、《舜典》（按实即《尧典》的后半部）、《皋陶谟》、《益稷》（按实即《皋陶谟》的后半部），所记主要是虞舜的一些历史传说，包括尧禅位于舜，和舜的一些活动等。因中心所记为虞舜，故称《虞书》。
    《夏书》二篇，是专记大禹父子事迹的，《禹贡》记大禹治水后，全国的山川概貌；《甘誓》则是大禹的儿子启征伐有扈氏的誓师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