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迄今尚未发现有夏代的文字，或者夏代很可能还没有文字，那么上述二书的文献，就不可能是虞、夏当时的文字记录，而是后人根据口碑传说整理成文的。
    《商书》七篇，即《汤誓》，《盘庚》上、中、下，《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其中除《汤誓》记汤伐桀，是商的早期史料外，其它皆是盘庚迁殷以后的史料，而《盘庚》三篇，即“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因而向臣民讲的话，是较原始的档案材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周书》二十篇，即《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按即《顾命》的后半部，故篇名伪而实不伪）、《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其中从《牧誓》到《立政》凡十四篇，较为系统地记载了武王伐纣，周公摄政、周公还政于成王的史实。《牧誓》就是牧野之战前，武王誓师的誓辞。武王死后，“三监及淮夷叛”，周公与成王再举东征，并为彻底平息殷人叛乱，采取了种种措施等等，所收亦都是较原始的档案材料。具有第一手或接近第一手材料的性质。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所谓的“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其“周诰”，即泛指《周书》中的《大诰》、《康诰》以及未标“诰”名，而实为同一类文字的《多方》、《立政》等等，这些篇都是《尚书》中的精华所在。
    从上述篇目中不难看出，《尚书》中的文件主要是“典”、“谟”、“誓”、“诰”之类。所谓“典”即经典，对所记人、事含有尊崇之意，如《尧典》、《舜典》之类即是。“谟”即“谋”，这里为谋议之意，是一种商讨性质的问答体。但以上两种在《尚书》中所占比例较小。“誓”即誓辞，“诰”即告谕，是上对下或长对幼的教导、训谕之辞，这两种在《尚书》中占了绝大部分，由于这种誓、诰多为上古口语的记录，故很难读懂。
    关于孔子与《尚书》的关系，司马迁说：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史记·孔子世家》）
    班固亦云：
    《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篡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汉书·艺文志》）
    综合马、班二人之说，可以认为：①有关三代及殷、周的文献，当时都称作书，故班固有“书之所起远矣”的感叹。②由于周室的衰微，这些文献多所散佚。③正是孔子，访求、收集这些文献，“编次其事”，“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非常肯定的指出，《尚书》是由孔子编定的。④孔子不仅编订了《尚书》，还为每篇写了“序”，“言其作意”。故唐代的刘知几说：“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史通·六家》）孔子为《尚书》作序，这乃是讲授《尚书》的需要，即每讲一篇，他需要向学生讲明这一篇的所由产生，以有助于理解其内容。后人怀疑这些序是否真是孔子所作，其实，这和《论语》中的“子曰”一样，不必咬定字字必出孔子，极大的可能，仍是孔门子弟记录或记忆孔子之语，并最后笔之于书的。《尚书》流传坎坷，甚至迷离扑朔，因此，现存《尚书》除伪篇不计外，就是那些非伪的篇章，是否没有混进后人的东西也很难说。正文尚且如此，序的情况便不言而喻了，这是需要在这里特别予以说明的。
    《乐经》已亡，我们无由考论。
    孔子说的《易》是指《周易》。我国古代占筮之书都叫易，一般认为，《周易》即周朝的占筮之书。
    《周易》有传七种，这就是《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其中由于《彖》、《象》、《系辞》各分上下篇，故七种总计有十篇，这就是所谓的《周易十翼》。高亨先生说：“《周易》古经自有了《十翼》以后，便不仅是筮书，而且跨进哲学著作的领域。”（《周易杂论·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引言》）《十翼》的解释并不注意占筮，例如《文言》对乾卦卦辞“元、亨、利、贞”四字解释说：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通过这样的解释，本来用于占筮的“元亨利贞”，则成了君子修养的四德。这就非常清楚，这种解释，在“占筮”之外，赋于了《周易》一书不少新的东西，用高亨先生的话说，这“好像借《周易》古经的旧瓶，来装自己的新酒”（《周易杂论·周易大传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周易》一书的固有性质，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
    《周易》的作者相传为文王，虽不能确定，但其书“写于西周初年”（引文见高亨《周易杂论·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则是接近实际的。
    《十翼》的作者，传统的看法为孔子。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确是“喜易”，曾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在《文言》和《系辞》中，据高亨先生统计，共有三十个“子曰”，这个“子”称颜渊为“颜氏之子”，故当然是孔子无疑。特别是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没有《彖》、《象》、《文言》，但有另外三篇，其中一篇题作《要》，专记孔子与弟子有关《周易》的问答。足见孔子不仅“喜易”，而且研究《易》，并向学生讲授《易》。学生根据他的讲授内容，整理成文字，笔之于书，这应该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周易十翼》，故《十翼》出于孔子，成于他的学生，是很可能的。可以认为是孔子赋于作为筮书的《易》以新的内容。前人以为《十翼》“皆非孔子作”（欧阳修：《易童子问》），如果这个“作”专指笔之于文字，还有一定道理；如果这个“作”指这些东西与孔子无关，则就偏离事实了。当然，十篇文字，必非出自一人之手，其水平也自然要有差异，但这并不妨碍，《十翼》源于孔子，与他有很大的关系。
    《易》是靠阴、阳变化而推演六十四卦的，这种变化有时甚为细微，故《易》可以使人“絜静精微”，不苟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因而，孔子讲《易》并不注重它本来的神秘性，而是赋于它了一种新的含义，这在《十翼》中是表现的比较清楚的，这也从侧面证明，《十翼》是与孔子有密切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