杞是夏禹之后代，宋是殷商的后代，故孔子欲得夏、殷的文献，便来到了杞、宋二国，虽然二国的文献皆不足徵，但孔子毕竟不虚此行，他得到了“夏时”和“坤乾”两类文献。据汉代郑玄说，所谓“夏时”，即关于夏四时的书，其书存者即《夏小正》。“坤乾”是殷代关于阴阳的书，存者有《归藏》。今《大戴礼》中确有《夏小正》，是历书，与郑玄注合，但其是否作于夏代，则不敢肯定。至于《归藏》，现已亡佚，无从查考。不难看出，如果说“因地求书”，是访求文献一个重要途径的话，那么，孔子正是开了“因地求书”的先河。
    二、鉴别文献。文献在流传过程中难免产生讹误，对于这一点，孔子总是不盲从，而是予以鉴别，辨其正误。《吕氏春秋·察传》记载这样一件事：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这里传说夔只有一只脚，经孔子考订，本是说像夔这样的人，有一个就够了，故曰“夔一足”，而不是说夔只有“一足”。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如“丁氏穿井得一人”，“桓子穿井得狗”等等，孔子都能一一正其讹误。孔子强调：“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孔子反对那种自己不懂，却要凭空造作的人，而主张多闻、多见，孔子所以能够鉴别文献的讹误，其原因正在这里。不难看出，多闻、多见，“择其善者而从之”，这不仅有文献学中的考证因素，也包含着一定的校勘因素。
    三、条理文献。孔子一向称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一心埋头于对古文献的整理。不少古代典籍的编订，都和他有着不同程度地关系。例如《诗经》，它的编订次第是风、雅、颂。而这个次第，就是孔子确定的。他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根据《左传》记载，孔子自卫反鲁，事在鲁哀公十一年冬。这里关键是“雅、颂各得其所”，杨伯峻先生说：“《雅》和《颂》一方面是《诗经》内容分类的类名，一方面也是乐曲分类的类名。篇章内容的分类，可以由今日的《诗经》考见；乐曲的分类，因为古乐早已失传，便无可考证了。孔子的正《雅》、《颂》，究竟是正其篇章呢？还是正其乐曲呢？或者两者都正呢？《史记·孔子世家》和《汉书·礼乐志》则以为主要的是正其篇章……”（见《论语译注·子罕篇》注）不管孔子是正篇章，还是正乐曲，他这种对文献的条理，已显然有了文献学上对文献分类的意味。当然，文献学上的文献分类是较为复杂的，它既是个实践问题，又是个理论问题，但不管怎样，孔子在这方面总是开了先河的。
    四、讲解文献。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以《诗》、《书》、《礼》、《乐》教”，对古代文献作了大量讲解。如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孔子解释古文献，不拘泥于文字音训，而注重挖掘其内涵的深刻道理，并希望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由此及彼。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他是说，教导学生，不到他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却说不出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给他东方，他却不能由此推知西、南、北三方，便不再教他了。孔子解释古文献确实不拘泥字句，而是重在阐说义理。据司马迁说，《周易》之“十翼”应是孔子所作，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后人虽对此说极加怀疑，但从“十翼”所引之“子曰”中，亦不难看出孔子和《周易十翼》的关系，这和他解释《诗》是一脉相承的，即他并不拘泥于《易》作为筮书的特点，而是加入了自己许多新的东西。
    五、评介文献。这里说的评介文献，不是指长篇大论的夸夸其谈，而是指简明扼要的画龙点睛。这种画龙点睛式的评介文献，后来便成了叙录体著录文献的重要方法。孔子极善简明扼要地评介文献，他评介《诗经》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是用一句话，甚至只是三个字，便评介了《诗经》一书的思想纯正。他还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些评介，都要言不繁，一箭中的。孔子还评介过《诗经》中的个别诗篇，他评论《关睢》这首诗时说：“《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都简洁明快，毫不拖泥带水。
    在六经的一些经中，如《尚书》、《诗经》，都有所谓大小序，大序冠全书，小序冠诸篇，都是对一书或一篇的指导性说明。例如《诗经》大序，就把诗的产生，何谓风、雅、颂等都作了简要说明，这对读《诗》无疑是有稗益的。至于小序，更是提纲挈领，将一篇的作意讲得十分清楚。例如《尚书·汤誓》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其是誓师之辞便不待言。再如《诗经》，其《关睢》序云：“《关睢》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讲明了它是“国风”的开始及其“作意”。这些都点明了诗的内容，有助于对诗的理解。这些序虽然不必出自孔子之手，但与孔子有关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孔子要向学生讲授《诗》、《书》，评价全书或介绍诸篇的内容、作意则是不难理解的。正是孔子这些简要评介，被学生记下，并辗转相传，才形成了这些大小序，如果说，这些大小序出自儒家学派的众人之手，怕是没有问题的。但它的发端则源于孔子，也是勿庸置疑的。这些序的影响极为深远，它不仅是后来一书序言的鼻祖，而且也是后来著录图书采用的重要形式之一。
    最后，我们还需提及，孔子在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实践中，还为后世提供了一条重要经验，那就是，整理某一方面的古代文献，整理者就必须具有这一方面的专长，甚至是专门家，孔子本人，可以说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精通《诗》、《书》，妙于音律，对《礼》、《易》都有研究，正因为如此，他选订的课本，即六经，才会得以作为范本而长久流传。如果说，后世把强调“通家”校勘、整理古代文献作一条重要原则的话，那么，孔子正是发其端者。
    孔子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公政》），强调“多闻阙疑”（同上），并坚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即不悬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唯我独是。这虽是些个人修养问题，但作为研究和整理古代文献的原则，恐怕也是很适宜的。
    总之，孔子在我国文献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是颇值得我们予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