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国诸子论历史文献
    在战国诸子的论著中，有一些关于历史文献的论述，兹分别论次如下：
    文献的校勘
    据记载，孔子的弟子不少人都有专长，如“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言文学，实指古代文献，可见善“文学”的子游、子夏与历史文献学必有一定关系。
    关于子游的情况，史载不多，旧籍所载仅限于他言礼、问礼而已。《论语·子张》：“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又《礼记》多处提到子游向孔子问礼。至于子游做了那些文献整理之事，却不见记载。而子夏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了，《昭明文选》所收《毛诗大传序》，题名卜夏，传统还认为《丧服大传》是子夏所作，《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的流传亦与子夏有关，尽管有的后人怀疑是否子夏所为，但是有这种说法不会是无中生有，必有所据。本来就善文学的子夏，为一些典籍做注释完全是可能的。子夏为哪本典籍做过注释不可详考，而他曾做过校勘却有明确的记载：“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吕氏春秋·察传》）子夏听卫人所读“晋师三豕涉河”，即指其非，因为此句不通，“豕”做“猪”解，晋师涉河与猪有关，实在不可思议，子夏根据前后文意的逻辑判断出“三豕”是错误的，而且指出讹误原因是字形相近而误，“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三豕”当正为“己亥”，而“己亥”是干支纪日，那么这句话记载的内容，是晋师在己亥这个时间渡过黄河，这不仅文通字顺，而且经验证是符合事实的。子夏刊正“三豕”之误，是现存典籍中所记校订文献，并能指出其讹误原因的最早事例之一，常常为后世校勘者所称引。古文献由于传抄、流传中的种种因素，错漏很多，整理研究古文献必须要校勘，随着古文献整理的发展，校勘也逐渐成为文献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其渊源自当要追溯到孔子及其弟子。
    文献的分类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变革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处于最活跃的状态，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诸子百家不仅聚徒讲学，相互辩论，而且著书立说，从而出现了丰富多彩的诸子文献。诸子著作与以前保留下来的文献诸如《尚书》、《仪礼》等不同，前者是作者为了表述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著书立说，而后者不过是官府文书、典制的记录而已。诸子著作是经过诸子思想折射的客观事物的记录，不同的人立场不同，思想方法不同，所描述的客观世界也姿态万千。诸子著作为其学说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不仅从正面论述自己的主张，而且还要批驳与己不同的观点，为批驳有力，就必须了解对方，于是就出现了论及学派的篇章，不同的篇章所举学派互有差异。如《庄子·天下篇》所举者有九家：曰墨翟、禽滑厘（附相里勤、王侯、苦获、已齿、邓陵子），曰宋钘、尹文，曰彭蒙、田骈、慎到，曰关尹、老聃，曰庄周，曰惠施（附桓团、公孙龙）。《尸高·广泽篇》所有者有六家：曰墨子（墨翟），曰孔子，曰皇子，曰田子（田骈），曰列子，曰料子。《荀子·非十二子》所举者十二家：曰它嚣、魏牟，曰陈仲、史鰌，曰墨翟、宋钘，曰慎到、田骈，曰惠施、邓析，曰子思、孟轲。《荀子·天论篇》所举四家：曰慎子、曰老子、曰墨子、曰宋子。《荀子·解蔽篇》所举六家：曰墨子、曰宋子、曰慎子、曰申子、曰惠子、曰庄子。”不同文章所举诸家有异，虽有各篇文章作意不同的因素，但是更主要的因素还是作者对诸子的认识，也就是对诸子的著作所反映的学说内容加以辨别分类所致。从庄子、荀子、尸子所列诸子看，皆是一人一家，尚未把相同、相近的学说观点的著作归在一起，他们的分类缺少归纳的功力，因而还只能是简单的分类。尽管如此，这样的分类毕竟体现了诸子对文献的认识及分流别派，在历史文献学上仍是值得重视的。
    稍后，韩非即对诸子文献的分类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韩非《显学篇》以为春秋战国时期最有影响的学派是儒、墨两家，即当时之“显学”。“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孔丘、墨翟分别为儒、墨两家的创始人，他们都有很多门人弟子，虽同样受业，但因主观、客观多方面原因，他们的学说和主张与孔丘、墨翟有所不同，韩非根据他们的同异，又将儒、墨两大家内部又分成若干家，“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儒家共分八家。至于墨家，“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共分为三家。韩非以儒、墨为两大家，又分别把儒家分为八派，墨家三派，韩非对诸子文献的分类已经达到两个层次，这不能不说是对文献分类的发展。虽然这种诸子文献的分类还比不上班固《汉书·艺文志》来得全面，但是《汉书·艺文志》达到较高水平，并不是陡然形成的，应该说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对文献的分类，正是它的先驱。
    文献的考辨
    诸子为树立自己的学说，批驳他人的学说，都不能不求助于文献典籍。但他们在学习、研究前人留下来的典籍，分析他人所引用的文献典籍时，却发现不少令人费解，自相矛盾的记载，于是对过去的文献典籍产生了怀疑。如《孟子·尽心下》说：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对作为儒家经典的《尚书》如此怀疑，竟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点破了《尚书》有不可信的成分，因而他说迷信《尚书》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孟子作为一个儒学大师，能够怀疑儒家经典的可靠性，不能不说他有一种勇敢的求实精神。他以为武王既是位“至仁”，即是好得不能再好的贤君，而纣王则是位“至不仁”，即是坏得不能再坏的昏君，以“至仁”伐“至不仁”，居然血流得漂杵，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至仁”、“至不仁”的说法是否可靠。如果“至仁”、“至不仁”的说法可靠，那么，“其血之流杵”就不可理解；如果此战真是血流漂杵，那么“至仁”、“至不仁”的说法也就不可理解。还是孔子的弟子子贡说得明快：“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这就充分说明了《尚书》的某些记载，有极大的偏向和夸张成分，故孟子说，他于《武成》，只是“取二三策而已”。
    古代文献典籍中对同一件事的记载出现差异，有因长期口头流传，产生几种不同的说法，而笔之文字又沿袭了其不同；还有是因在传抄过程中也会出现错讹，这都是造成历史文献有异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有异”，一般是在无意之中造成的，值得一提的是，造成历史文献有异，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这就是某些人为了阐述自己观点的需要，有意窜改文献的记载，对此荀子已有所察觉，他说：
    纵情性，安姿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
    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鰌也。……（见《荀子·非十二子》）
    荀子非难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时都提到“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他们所持之“故”，即各自从各自的观点出发改造文献、歪曲文献，然后妄称古人亦有如此者，这样的“古人云”当然能使“其言之成理”。于是，出现了同一人或同一事，在不同人的笔下，就成了不同的形象，不同的情况，时间一长，就莫衷由是，真伪难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