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
    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韩非子·显学》）
    这里提出了个“诚”字，正在于韩非看到了他们对某些文献作了若干曲解的不诚，这种看法应该说是和荀子的看法基本相同的。但韩非的可贵并不仅仅在于揭露了儒、墨在对待古文献方面的不诚，而在于还进一步提出了“定儒墨之诚”的问题，这就触及到了文献学上的辨伪问题，韩非把这个问题看得十分重要。他说：
    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同上）
    韩非的话说得非常清楚，史料不能“参验”其真伪而就加以肯定，这就是“愚”，而根本不去考订就信以为据，这就是“诬”，这应该说，韩非基本上道出了辨别材料真伪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当然，韩非关于“定儒墨之诚”的说法，还仅仅是含有辨伪的意味或成分，还不是明确的提出辨伪问题，如果说韩非的提法已包含着辨伪的盟芽，则是不为过誉的。
    三、春秋三传和历史文献的解释
    三传对春秋的解释
    孔子因鲁国史记而作《春秋》，这在我国史学史上是件大事，因为，这是我国出现的第一部编年史。但是，《春秋》记事过于简单，它上起鲁隐公，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共记二百四十二年间事，却仅仅用了不足两万的字数。用这么少的字数，记这么长时间的历史，如果按其编年体例，其纵向还勉强可以勾出个大概轮廓的话，那么它在横向，即具体史实方面就颇感不足了；特别是其中的微言大义，即寓褒贬于词语之中又大有讲究，故对《春秋》的解说便应运而生，而最有名的就是《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世称《春秋》三传。三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一直没有定论，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左传》成于战国初年，《公羊传》、《谷梁传》经过一段口耳相传时期，写定于汉初。三传可说是解释历史文献最早的书。
    传是讲解文献、注释文献的重要方法。刘知几说：
    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授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上“传”去声，下“传”平声），所以传示来世（《史通·六家》）
    桓谭曾以《左传》为例，讲过经与传的关系，对了解“传”的意义不无裨益。他说：“《左氏传》于经，猶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新论》辑本，见严可均《全后汉文》）
    对比三传，《左传》重史实，兼及义理，而《公》、《谷》二传则偏重义理，少及史实，甚至对必要的史实也不置一辞。当然，说《公》《谷》少及史实，仅仅是“少”而已，二传于史实还是有所涉及的，不过比之《左传》，所记显然较为粗疏。例如著名的殽之战，“三传”都记有蹇叔进谏和哭师，稍加对比，优劣便会很清楚地显现出来：
    《公羊》僖公三十有三年：
    秦伯将袭郑，百里子与蹇叔子谏曰：“千里而袭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尔之年，宰上之木拱矣！尔曷知！”师出，百里子与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尔即死，必于殽之嵚岩，是文王之所辟风雨者也，吾将尸尔焉。”子揖师而行，百里子与蹇叔子从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尔曷为哭吾师？”对曰：“臣非敢哭君师，哭臣之子也。”
    《谷梁》僖公三十三年：
    秦伯将袭郑，百里子与蹇叔子谏曰：“千里而袭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师行，百里子与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必死于殽之岩{K18204.jpg}之下，我将尸女于是。”师行，百里子与蹇叔子随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为哭吾师也？”二子曰：“非敢哭师也，哭吾子也……”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奈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从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从上列三段记载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①关于重要的进谏之辞，《公》、《谷》只记有一句话，显然过于疏陋；而《左传》记载的进谏之辞却入情入理，颇有逻辑性。②一句不合，秦伯便咒人“宰木拱矣”，也颇失常理，而《左传》所记，却合乎事态发展的情理。③秦伯何以“将袭郑”，《公》、《谷》在这里未能涉及，而《左传》则叙述了因由，使事件原委更加清楚。④至于所记之歧异，如《公》、《谷》为二人进谏，而《左传》则一人进谏等，显然是《左传》与二传所据原始资料不同所致。再如文公十四年，《春秋》有“宋子哀来奔”一句。《公羊》云：“宋子哀者何？无闻焉尔。”《谷梁》更干脆：“其曰子哀，失之也。”只有《左传》记云：“宋高哀为萧封人，以为卿，不义宋公而出，遂来奔。书曰：“宋子哀来奔，贵之也。”这种解释，与《公》、《谷》之“无闻”、“失之”判然相别，其优劣是不待言而自明的。这亦说明，《左传》的作者于史实较为关注，记得较为清楚。而《公》、《谷》二传则显然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