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从史学，还是从文献学角度看，史实应该是首要的、基本的，因为，任何议论，必须坚实地站在史实基础之上，而缺乏史实，就不免流于空论，甚至连“空论”都做不出。如上文所举文公十四年例，由于《公》、《谷》二传的作者对“宋子哀来奔”的史实不清楚，既便他们好议论，在这里也只好“阙如”了。当然，这不是说，《公》、《谷》二传在所有涉及史实的地方都不如《左传》，在个别地方，如桓公十七年，《春秋》有“春二月已亥，焚咸丘”的经文，《公》、《谷》皆有传，略记了这一史实，而《左传》则阙如。但就总体而言，《左传》在史实方面胜过二传则是勿庸置疑的。特别是《左传》记事脉络清晰、文字流畅，更是远在《公》、《谷》二传之上的。
    但《公》、《谷》二传在议论或对某些问题的分析方面，确有其独道之处，这也是不应抹煞的。如《公羊传》云：《春秋》何以始乎隐？”这本是一个大问题，不易说得清楚，但《公羊传》却简明而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传云：
    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公羊义疏》卷十五）
    “所逮闻”，就是“所及闻”。这就是说，当时前辈所能了解的，就是从隐公开始的。接着又从史料来源，把它们分成了“所见”、“所闻”、“所传闻”三类。“所见”显然具有第一手或接近第一手材料的性质，“所闻”就要差多了，所谓“百闻不如一见”，用在这里是非常恰当的。至于“所传闻”，那就是否靠得住都成了问题。因而，作为信史，从“所逮闻”开始，已就很勉强，何况“所传闻”，当然就不应写入《春秋》了。特别是“所见”、“所闻”、“所传闻”之后，作者都是用的“异辞”二字，更符合实际情况。即以“所见”而论，由于各人所处地位不同，见识不同，故对同一事件的“所见”也不会一样，这都是客观存在的。“所见”尚且如此，更何况“所闻”或“所传闻”呢？足见，《公羊传》的分析和立论是有说服力的。然而说到《春秋》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即所谓“王道备矣”云云，则不免又陷入了空谈义理的覆辙，与“何以始乎隐”的分析就不啻天壤之别了。
    总之，理从史出，只有史实清楚，义理才有基础。就总体而言，《左传》的长处就在于二者兼顾，而《公》、《谷》便不免太偏颇于义理了。
    韩非的《解老》、《喻老》
    在《左传》成书以后，《公》、《谷》二传写定以前，韩非的《解老》、《喻老》也是关于注释历史文献的作品，它们不象三传那样整齐，但另有一种形式和风格。
    韩非很重视老子的学说，对老子思想有所感触，于是撰写了《解老》、《喻老》二文。由于阐发问题的需要，他在文中对《老子》的部分内容做了解释，这在文献学史上是应予特别注意的。《解老》、《喻老》在解释《老子》内容上是一致的，但其注释的体例却不尽相同，《解老》重在解，即解释词义，而《喻老》重在喻，即以事例证词义。下面举一二例以示其不同。《解老》注释《老子·德经》第五十八章“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时说：
    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福，而福本于有祸。故曰祸兮福之所倚。
    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夭，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有福。故曰福兮祸之所伏。祸与福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概念，而老子仅仅指出这两个概念可以互为转化，但并未交待它们为什么可以转化，怎样转化，而韩非子即抓住祸福可以互为转化这一点，讲解了两者为什么转化，怎样转化。韩非谈到人有祸则心畏恐，因心畏恐，所以对自己的思想、行为都要重新反省，使其符合客观情况的需要，随之即可得到成功、富贵，完成祸向福的转化。反之，因有福诸方面的条件优越，则骄心生，有此骄心，思想放松，行为不检点即接踵而来，到一定程度，祸就不请自至了。有了韩的讲解，即可更深刻明了老子所言“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的含义，及其朴素的辩证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韩非解释《老子》，却并不被老子的思想所拘泥，他在解释的过程中，也渗透、阐发了自己的思想，老子讲祸福的相互转化，只是被动地反映这客观现象，韩非则在阐述祸福为什么转化，怎么转化时注意到了人的因素，即在祸福的转化中，人可以起重要作用。在解释文献典籍的过程中糅进自己的思想观点，这本是很自然的事，这正是诸家风格及其学术水平的体现。如果说在我国历史上，这种解释文献的方法还有相当影响的话，那么，韩非应是发其端者之一则是不容置疑的。
    《喻老》篇对《老子》内容的解释则是另一种做法，以《喻老》解释《老子·德经》四十六章为例，“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韩非子解为：“天下有道，无急患，则日静，遽传不用。故曰，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攻击不休，相守数年不已。甲胄生虮虱，{K18205.jpg}雀处帷幄，而兵不归。故曰，戎马生于郊。”虽然，韩非对老子这两句的解释，与《解老》的体例基本是一致的，仍然是用解释词义之法，讲清老子文字的含意。然而，韩非对老子此章的解释，却更多地用了事类证词义之法，如“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韩非解之曰：“翟人有献丰狐、玄豹之皮于晋文公。文公受客皮而叹曰：‘此以皮之美自为罪。’夫治国者以名号为罪，徐偃王是也。以城与地为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于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赵不已，韩、魏反之，军败晋阳，身死高梁之东，遂卒被分，漆其首以为溲器。故曰，祸莫大于不知足。虞君欲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不听宫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K18206.jpg}于欲得。”徐偃王“得朱弓矢以得天瑞，遂因名为号，自称徐偃王。”于是冒犯了周王，即遣使至楚令伐之。见（《水经注·济水》）徐偃王本是一国之君，却有称王的欲望，最后招来诛伐之罪，这事例足以说明“罪莫大于可欲”。智伯在晋六家中势力最大，但他对此仍不满足，不断进攻赵国，引起韩魏的不满，于是三家联合灭掉智氏，并以智伯头漆之为溲器，智伯落到这步田地，韩非以为是其不知足所致，所以用此实例解释老子所言“祸莫大于不知足”。虞君经不住晋国引诱，他想得到晋献公的宝物--楚马、垂棘之璧，不听宫之奇的劝告，答应借道给晋国去攻伐虢国，虞君最后不仅没有得到楚马、垂棘之璧，反而邦亡身死，其原因就是虞君想得到楚马、垂棘之璧，韩非用这样的事例恰如其分地解释了“咎莫{K18206.jpg}于欲得”。韩非所用事例与其要解释的内容在本质上有共同之处，把事例叙述清楚，要解释的内容也就一目了然了，再做训释诠解就画蛇添足了。韩非用这样的方法解释文献典籍，冲淡了一般解释那种板起面孔向人说教的枯燥味道，生动的事例既能帮助人们了解原文的含意，还能丰富知识，颇有些一举两得之功。总而言之，用事例证词义的方法解释文献有其独到之处，能收到较好的效果。但是，不是所有需要解释的内容都能找到恰当的事例，如果有合适的场合，找到生动的事例，运用得当，则能使注释生辉，颇有兴味，后世的注释，对此法只是偶有采用，故它并未形成主要的注释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