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1988年春季号社论呼吁历史学家们从两个论断出发进行共同反思。一方面，社会断言存在着“社会科学的总危机”，其表现是人们否弃了曾经作为解释的总体系统、“占主导地位的范型”的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公开声明抛弃曾经给他们带来成功的意识形态（我们将此理解为拥护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彻底改造）。另一方面，社论又没有把它的全面诊断应用于历史学，因为它下结论说：“现时我们没有觉得史学危机已经来临，虽然一些人过于轻率地接受了这个假设”。因此，历史学被看做一门依然是神圣的和具有活力的学科，但经历着由于它的传统的同盟军（地理学、民族学、社会学）的衰竭和作为认识方式（确立它的对象与方法的统一性）的处理技术的模糊不清而引起的不确定状态。作为今天的历史学的特征的不确定状态应该说是它的活力的另一面表现，正是这种活力以自由的和无序的方式增加着它的领域、经验、机遇。
    令人怀疑的诊断《年鉴》不惜以多少有点过时的折衷主义为代价，提出一个既假设社会科学的总危机又断言历史学保持着活力的出发点，这是为什么？社论所奉行的战略我觉得是由这样一种情况决定的：试图在60年代和70年代历史学的前哨赖以为支持的理论和学识彻底衰落的环境下保护这个学科。在那个时代，挑战是由最晚制度化而在知识活动方面最有成绩的学科——语言学、社会学和民族学提出的。对历史学的进攻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形式，有的以结构主义的形式，有的则用非结构主义的形式，但它们都对历史学的对象（即赋予研究经济的或人口的环境、社会结构以优先地位）以及被认为不能适应新的理论要求的它的方法论的可能性提出疑问。
    社会科学提出了当时对于主要从事于探索经济和社会的历史学来说仍然是十分陌生的研究对象，提出了抄袭自精确科学的科学性规范和工作方式（例如，形式化和模式化，解释假设，集体研究），破坏了历史学在大学校园里的统治地位。把新的合理性原则引进“文科”领域，一方面取消了史学霸权主义的资格，另一方面，又旨在使新学科的组织上的脆弱地位转化为知识活动方面的领导作用。
    历史学家们的回答包括两个方面。他们采取了引入战略，投入他人开辟的战线。于是，在他们的提问单子上出现了新的对象；对待生和死的态度，仪式与信仰，亲属结构，社交形式，学校的功能，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是历史学家通过兼并他人（民族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的领域而构成的自己的新领域。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许多人回到了本世纪30年代第一批《年鉴》学者提出的一个基本想法上来：研究被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的历史多多少少置于次要位置的思想工具。在“心态史”或者有时也称“历史心理学”这个术语下，划出了既不同于旧的思想史又不同于环境和结构史的一个研究领域。可以用这些新对象（或重新发现的对象）来试验从相邻领域借用的新处理方式，例如：语言和语义分析技术，社会学统计手段以及人类学的一些模式。
    但是，除非原封不动地保持以对于大量的系列资料（教区登记册，市场价格表，公证文书，等等）进行计量处理为代表的构成史学推动力的各种因素，这种引入（领域、技术、科学性表象）才能充分有效。因此，就其主要形式而言，心态史是通过将事先在经济史和社会史中经过验证的理解性原理应用于新对象而构成的。由此产生了它的特殊性：偏爱比较庞大的数字，亦即偏爱研究通俗的民间文化，相信数字和系列，爱好长时段，给予社会职业分析以优先地位。把新的研究领域的建立同对于社会史的各种原则的忠诚性联系起来的这种文化史著述，乃是历史学试图利用本来应把它打垮的武器，使自己拥有新的科学合法身分的战略的体现。大家知道，这种做法取得了完全成功，在历史学与曾经成为它的最危险的竞争者的学科之间结成了值得信赖的密切联盟。
    80年代末对历史学的挑战同前一次挑战恰恰相反。它不再表现为以社会科学革新的名义对历史学习以为常的东西的批判，而是表现为对社会科学的原理本身的批判。进攻的精神基础是明确的：一方面，回到否定集体规定性和社会制约性的力量，试图恢复“行动的经过思考的显性部分”的名誉的主体哲学；另一方面，赋予政治以首要地位，因为政治被看做是构成社会组织的“最包罗万象的层次”的因素，从而能提供“解开总体建筑的新钥匙”。因此，历史学必需重构自己的对象（从对政治本质的疑问出发）、盟友（给予同政治科学和法学理论的对话以特权地位），以及特别是理解原则，摆脱“批判范型”，用意识哲学进行重新界定。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当务之急是直截了当地和尽可能地把历史学同以往占统治地位而现在由于恪守已经过时的范型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和民族学）分手，只有以“令人痛心的修正”为代价，历史学才能得到拯救。
    《年鉴》社论对于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作出了区别对待，认为前者经历着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后者处于“总危机”之中，我觉得这种诊断以谨慎和委婉的方式附和了上述立场的某些论点。由此产生了一个可以预见的问题：这个论断能否被无保留地接受？步许多人之后尘，宣称社会科学处于危机之中，这不足以说明上述论断。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退潮本身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危机，因为在法国知识界，恰恰是通过同这两种参照理论所提出的客观主义表象保持距离，产生了最基本的研究，这些研究用动因的创造性能力来反对结构直接决定论，用实践所固有的各种战略来反对机械地服从法则。这一点应该更适用于一向对应用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所遗忘的理解模式畏葸不前的（除几个重要的例外）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