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观点与此不同，而是试图从执行权力的方式的变革（产生着前所未有的某些社会形态）出发，来理解人格结构的变化以及支配着作品创作和实践活动组织的制度和法则的变化。一方面是为宫廷的合理性辩护的需要（应理解为由于需要一种专制主义所必需的新的社会形式而产生的特殊的心理经济学），另一方面是古典文学所固有的特征（体裁的等次，风格特点，审美习惯），这两者的联系敏锐地说明了可能的活动余地。不过，也恰恰是从权力机构所确立的分工出发，应该将独立的文学圈的出现理解为符号产品与理智或审美判断的某种市场的形成。这样，建立了一个自由批评的空间，通过这个空间，国家曾经加以利用的文化实践活动渐趋政治化，朝着反对“旧制度”时代的君主政体的方向发展。
    在社会解释的确切性常常遭到否弃的当今时刻，但愿人们不要把这些想法和建议看作重新归附“回到政治”的立场的标记。事实完全相反，它们本着忠实于《年鉴》传统的批判精神，希望有助于人们改变方式，将对于作品、表象和实践的理解同它们所说明和构成的社会世界的分工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摘自法《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89年第6期（11—12月号））
    注释：
    ①E.迪尔凯姆和M.莫斯：《论分类的若干原始形式——集体表象研究初探》，《社会学年鉴》，1903年，后收入《莫斯全集》第2 卷：《集体表象与文明的多样性》，巴黎，子夜出版社，1969年，第13—89页（引文见第83页）。
    ②M.莫斯：《社会学的分工与范规》，《社会学年鉴》，1927年；后收入《莫斯全集》第3卷：《社会的一致性与社会学的分工》，巴黎，子夜出版社，1969年，第178—245页（引文见第210页）。
    ③帕斯卡：《思想》，见《帕斯卡全集》，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54年，第1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