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象关系乃是某种描绘的形象与不在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另一个被认为同系的事物的等价物。这样理解的表象关系孕育了传统思想的各种符号理论，其中包括波特罗亚尔修院的逻辑学家们提出的最复杂的理论。一方面，它的各种不同的方式可以区别不同的符号范畴（确定的与可能的、天然的与代替的、同被描述的东西一致的或分裂的，等等），并通过一个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差别概括出它的象征性特点。另一方面，波特罗亚尔修院的《逻辑学》把这样的关系能够得到理解所必需的条件加以具体化（即通过它与被描述的事物的差距认识作为象征的符号，以及存在着调节符号与事物的关系的各种约定俗成的惯例），从而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的不同方面：表象可能得不到理解，其原因或是在于读者缺乏“准备”（这同灌输约定俗成的惯例的形式和方式有关），或是在于符号与其所代表的物之间关系的“荒诞性”（这提出了得到承认和赞同的等价物形成的条件本身问题）。
    法国“旧制度”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各种戏剧化形式，提供了表象关系倒错的最明显的例子。实际上，一切都旨在使事物只存在于展示它的形象之中，表象不是适当地描绘，而是掩盖了它所代表的事物。帕斯卡揭示了这种支配着旨在篡改而不是使事物的原貌得到认识的符号的“展示”机制。他写道：“我们的大法官们深知个中奥秘，他们的红色长袍，他们用来狐假虎威的白鼬皮饰带，他们审案的大厅，百合花，所有这一切令人敬畏的道具都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医生不穿白大褂和白拖鞋，博士不戴四方帽和四片连成的过宽的长袍，他们就永远骗不了人，对于人们有不可抗拒之力的是这种真正的展示身份的形式。如果他们拥有真正的裁判权，如果医生拥有真正的治病本领，那么他们就不需要四方帽；这些科学的庄严在于它们本身就令人十分肃然起敬。但是，他们只有想象中的科学，因此必需利用徒劳的手段，制造出他们需要与之打交道的想象；实际上，他们是因此而赢得尊敬的。”
    这样，表象关系被脆弱的想象搞混了，使人以假当真，把可见的信号当做不存在的现实的可信指标。这样倒错的表象变成了制造尊敬和服从的机器，变成了产生不能运用事物本来的力量的人们所必需的某种内心制约的工具：“只有战士不这样掩饰，因为实际上他们的行为是比较真实的，他们通过本身的力量确立自己的形象，其他人则只能借助假象”③。
    关于法国“旧制度”时代的社会的一切思考，只能以这种包含着双重内涵的观点为框架。一方面，必须将每个个人的“客观”立场看做是依赖于人们对个人自身赋予他人——个人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承认的其他人——的表象的信任的。另一方面，必须把借助“道具”或“工具”进行符号统治的各种形式理解为缺乏实际能力或直接暴力消失的必然结果。因此，必须看到在暴力（变成专制国家的垄断品）消灭的长期过程中，表象斗争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而表象斗争的目的则是社会结构本身的有序排列即层次化。
    各种形式的意义上述论断可以引导我们提出第二个建议，以确定通过最强烈的社会化形式根植于最表面的差异之中的各种认识差距。产生认识差距基于两个可能是矛盾的原因。一方面，形式化的手段（文字的或者物质的）把它们希望实现的期望和希望得到的能力包括在它们自身的结构之中，因而是从关于社会分化的表象出发来组织的。另一方面，作品和物品产生的社会接受场远比事先固定的分工所规定的广泛。最近，劳伦斯·W·莱文的论述证明，莎士比亚的戏剧在19世纪的美国的表演方式（即同闹剧、音乐剧、芭蕾、杂技中借用来的多种其他演出形式相混合）赢得了十分广泛的观众，这些观众不但大声喝彩，而且手舞足蹈，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精英和文人的小圈子。莎士比亚剧的这种表演手段与“蓝色文库”的出版者对列入目录的著述所作的“印刷”改革属于同一类型：事实上，两者都旨在将文学作品当做不同于它们的原来目标的一种文化原动力，从而使它们能赢得多元的适应性。
    上述两个例子引导我们把文化的分化不是看做固定的静态分工的体现，而是看做动态运动过程的产物。一方面，一篇作品所经历的形式的改变使它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被人接受的能力，从而创造了新的观众和新的用途。另一方面，由组成社会的各个不同群体分享文化财富本身，导致人们去研究能够显示继续保持下来的差异的新的特征。法国“旧制度”时代的书籍运动的轨迹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证明。随着印刷成书的作品增多和逐渐大众化，阅读方式之间的差异也仿佛日趋多样和细微。尽管拥有书籍长期以来意味着文化高雅性的表现，但书籍的利用（不管是合乎规定的或不合规定的）和印刷物的质量（不管是精装的或者通俗的）逐渐拥有了这样的功能。
    毫无疑问，对属于生产或者接受领域的“实践活动形式”的这种注意，最彻底破坏了撰写心态史的传统方式。首先，它使我们不得不在分析史料同时考虑它们拥有的手段本身，以及它们的修辞的或叙述的特点、它们的说服的或论证的战略。史料的整理及其赖以为基础的范畴（例如：分类系统、分析标准、表现方式等）丝毫不能还原为它们所表达的观念或它们所包含的主题。它们具有自身的逻辑，这种逻辑很可能在效果上是同信息本身相矛盾的。第二个要求是按照史料的间断性和不一致性来处理史料。长期以来，一条简捷的道路是从对于整个资料的主题分析中得出具有某种“心态”（或“世界观”、“意识形态”等）特征的结论，然后由此进而赋予它以单一的社会属性。但是，如果每一个系列的史料都必须根据其特殊性来理解，也就是说必须考虑到它们的产生地点（环境）和可能条件，并把它们同整理和检验它们的规律性原则联系起来，对它们的可信度和真实度提出疑问，那么任务就不是这样简单了。把富科提出的处理“系列史料”的问题重新置于历史批判的核心地位，这无疑破坏了醉心于整体重构的文化史的包罗万象意图。但这也是使历史学家从文献中组织起来的史料（不论是什么样的史料）避免意识形态和考证性还原的必要条件，意识形态和考证性的还原将破坏史料之作为“间断的实践”。
    当权人物与文化实践我们的最后一个建议旨在把文化实践与执行权力的形式重新联结起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必须对似乎正在侵袭着法国史学界部分人的“回到政治”的说法保持距离。这种观点是建立在被认为摆脱了任何规定性的研究课题自由第一的基础上的，并把提出各种观念和行为的反映放在优先地位，但它有着两方面的弱点：它忽视了个人不知道的、但调节着表象和行动的各种制约性；它认为与表现形式割裂的、同实践脱离的观念和学说有着某种固有的功效，但恰恰是实践在把握这些观念和学说的同时，赋予了它们以多元的和相辅相成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