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是戊戌维新100周年，发生于1898年的变法维新运动虽仅进行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扼杀了，但它留给历史的余响却是长久的，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在世纪末的今天，回望100年前的那个“风波夏季”，我们依然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百年变迁的不易和艰难，以及矢志拯亡续绝者的焦灼与呐喊，……为了纪念这场旨在变政改制、救亡图存，且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运动，本刊特邀请上海5位著名的近代史教授就这场运动发表他们的见解。这5位教授是唐振常、沈渭滨、李华兴、杨国强、熊月之，他们分别从变法之源、戊戌维新与中国社会走向、戊戌维新与国家观念的转型、维新变法与儒学的异化、戊戌维新与上海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他们的独到之见无疑将深化我们对戊戌维新的认识。
    百年沧桑说戊戌唐振常
    百日维新，何其短暂！然而，这短暂的百日，却铸就了历史的长远。设想当年，诏书连下，奏章飞上，士人争向西方寻求借鉴，人民仰首祈望变革，一时之间，这沉睡了二百多年的帝国，似乎觉醒了，尽管并没有很多的改革实际行动，毕竟咆啸之势已成，奔腾即将跃起。历史充满了希望。无何，转瞬之间，光绪皇帝软禁瀛台，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康梁亡命海外，陈宝箴革职永不叙用，新政尽废。新政可以废于一时，历史开回了倒车，但是，维新的思想不灭，历史的希望永在，人心思变，这是怎么样的倒车也阻挡不了的。试看后来由清政府颁布实行的清末新政，远远超过了它当年所禁止的内容，证明了嘲弄历史者终被历史所嘲弄。然而，时间来不及了，社会解体，清朝政府一命呜呼。历史沿着另一个指向前进。
    要说戊戌维新，得看历史发展之由来。历史事件发生于此时，溯其本源，有以致之。甲午之役，败于蕞尔岛国日本，李鸿章辛苦经营十年的北洋水军毁于一旦，陆师则湘、淮、毅、盛皆不足恃，连遭败绩，国亡无日，朝野震动。乙未签订马关条约，丧权辱国，民愤已极。于是，一批批知识分子以不同的方式走上求变之道。康有为联合在京应试举人数度上书倡变法，章太炎走出书斋，开始言变法维新，蔡元培始求西学，探维新之道。而是时（丁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次年（戊戌）各国继之，俄占旅大，法占广州湾，英占威海，大有瓜分中国之势，国事更危。是年春为会试之期，各省举人相继入京，康有为等成立保国会，参加者达数百人，声势大过于前此在京成立的粤学会、闽学会、关学会、蜀学会等。保国会成立之后，地方性的保滇会、保浙会等，亦相继以起，一时声势大张。这种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结社集会的方式，使爱国求变的呼声大盛。正在此时，多次阻止光绪召见康有为的恭亲王奕訢死，康有为等促于下，翁同龢谋于上，于是而有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定国是之诏下。百日维新从此开始。
    百日期间京中维新经过，论者多矣。除此，不应忽略湖南地方的维新措施。早在乙未（1895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起，即力办新政，而丁酉（1897年）梁启超偕其康门同学数人应邀入湘主讲时务学堂，带去了更多的新学。湖南是经历了新政实践的。据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所述，陈宝箴在湖南为政之大要“在董吏治，辟利源；其大者在变士习，开民智，饬军政，公官权。”其具体施为是，“既设矿务局，别其目曰官办，商办，官商合办；又设官钱局，铸钱局，铸洋元局，……又通电竿，接鄂至湘潭，……而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武备学堂，制造公司之属，以次毕设。又设保卫局，附迁善所，……又属黄君（遵宪）改设课吏馆，草定章程。又选取赴日本学校生五十人，待发。其他蚕桑局，工商局，水利公司，轮舟公司，以及丈勘沅江涨地数十万亩，皆已萌芽发其端。由是规模粗定。当是时，江君标为学政，徐君仁铸继之，黄君遵宪来任盐法道，署按察使，皆以变法开新治为己任。其士绅负才有志意者，复慷慨奋发，迭起相应和，风气几大变。湖南之治称天下，而谣诼首祸亦始此。”
    以上引录稍多，藉以明湖南新政之内容及实效。而陈三立助其父办新政，所言自确切可信。于此，可知陈宝箴是躬行实践其维新之政，非空言变法立异以为高，这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陈寅恪先生尝论其所以如此，在所撰《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文中，先生谓当时主张变法者实有不同之二源，不能混一而论。先生说：“咸丰之世，先祖（振常按，即陈宝箴先生）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振常按，即陈三立先生）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卖国贼，群欲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这就是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所说：“府君盖以国势不振极矣，非扫敝政，兴起人材，与天下更始，无以图存。”
    两源不同。陈宝箴、三立父子和郭嵩焘主张变法之源，是“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即是经过实践和观察，觉察旧法不能不变，而变的依归，则是借鉴西法。上举在湖南的施为，均是从此得来。康有为所行，则是托古改制，以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出孔子改制言变法。诚然，康有为亦窥西学，甚至于对西学的了解，可能比陈宝箴要多，然一无陈宝箴治军治民之实践，便显空泛；二是依托附会，行之之道乃成无据。甚而处处依托中国古制古法，其所引介之西法西制，不免逾淮为枳非其本样了。同样一个变法，两源不同，所行两是。《巡抚先府君行状》说：“康有为之初召对也，（先府君）即疏言其短长所在，推其疵弊。”陈宝箴和赞成新政的孙家鼐都曾请毁《孔子改制考》一书。张之洞亦不同意孔子改制之说，谭嗣同办《湘学报》倡素王改制之说，张之洞曾电陈宝箴驳谭说。陈宝箴最推许最知己的同道是郭嵩焘。正因为两源不同，康有为托古改制以言变法为宝箴父子所不喜，创办时务学堂时，黄遵宪力荐康有为主讲，陈宝箴询之陈三立，“对以曾见新会之文，其所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先祖许之。”（《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这便是梁启超主讲湖南时务学堂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