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着历史的轨迹，我们从1898年4月康有为的保国会演说和保国会章程中，更能体认戊戌时期近代国家观念在中国的快速演进。面对“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和国势险危，朝不保夕，今日“失地”，明日“失权”的“奇惨大痛”，康有为挺身而出，发起成立了保国会。他在《保国会章程》中大声疾呼：第一条，“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第二条，本会“卧薪尝胆，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第三条，“为保全国家之政权、土地。”第四条，“为保人民种类之自主。”第九条，“本会同志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议论宗旨。”第十条，“凡来会者，激厉奋发，刻念国耻，无失本会宗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30—241页）。
    《保国会章程》通过振救“国地”、“国权”、“国民”，洗雪“国耻”，保全“国教”（即中国传统文化）等理念，把中国认为一个具有领土、主权、人民的独立的完整的国家。这表明，作为一个群体，维新志士已经醒悟：中国的领土不许任何国家宰割，中国的主权不容任何国家侵犯，中国的国民不准任何外国人欺凌。在他们心目中，“国权”是国家主权和国家利权的统一。因而，围绕振救和保全“国权”引爆的冲击波，汇成一股巨大的推力，驱动了戊戌时期国家观念的更新和国家制度的变革。显然，《保国会章程》是一篇标志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历史文献。
    稍后，梁启超在1900年2月便直接用三要素论来解释国家的构成。他说：“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少年中国说》）。透过源于西方的这种国家要素论，梁启超不仅否定了君主是国家唯一属性和“朕即国家”的传统国家观念，而且帮助中国人民深化了对人民主权和捍卫国家主权的理性认识。同年10月，刊登于《清议报》的一篇署名“自强氏”的文章，更用直截了当的语言宣告：“中国者，吾中国人之中国，非他人所得而保存也”。“国家之存亡兴衰，一视乎国民之独立精神，……我四百余州之地宁可碎，四亿万人之头宁可断，而国民独立之精神必不可少屈”！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独立、捍卫国家主权的宁死不屈的壮烈情怀。
    伴随着主权意识的昂扬，在戊戌时期国家观念新陈代谢过程中，人民主权的思想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发展。早在1895年3月，严复就曾引用西方学者的言论称颂民主制的国家制度，着重指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民者，“天下之真主也”。然而在中国，主仆关系被完全颠倒，君主“高高在上”，“唯所欲为”；民众“其卑且贱，皆奴产子”。因此，严复尖锐抨击了韩愈《原道》篇所鼓吹的君权至上论和君权神授论，并从君由民择的国家起源论出发，义正词严地宣称：“君不能为民除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还勇敢地揭露：“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辟韩》）。与严复惊世骇俗之论后先媲美的，是谭嗣同冲决网罗的激进思想。谭嗣同认为，在君民关系上，“君末也，民本也”；“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由民“共举”而生。既如此，君主若不能“为民办事”，就应由民“共废之”，“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仁学》）。如果把严复的“君由民择，民可废君”，谭嗣同的君由民“共举共度”，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主张“以绞杀废除暴君”的人民起义行动为“合法”的谠论相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到，戊戌时期中国启蒙思想家放言高论的国家观念中，已经闪耀着西方近代国家学说中“人民主权”论和人民有权起义的思想光芒。
    戊戌时期国家观念的更新，不仅推动了维新志士变更国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的勇敢尝试，而且哺育了一批革命党人，激励他们为推翻封建帝制、创建独立民主的主权国家而奋斗不息。也正是在观念更新和制度变革的互动影响中，在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长期实践中，国家观念逐步实现了它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谨以此短文，祭戊戌维新100周年，缅怀它对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现代化事业的伟大贡献。
    维新变法与儒学的异化杨国强
    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西人用火炮打碎了中国的藩篱。而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民族矛盾的逼扼演化为两个相关的历史过程：一面是疆域和主权的破碎；一面是二千年岁月文化铸成的中国自我形象的破碎。前一个过程发生在世人眼前，其触目惊心曾直接地促成了六十年代从内战中崛起的那一辈人的“自强”意识。后一个过程则发生在世人的心头，由忧思衍释出种种危言，并在九十年代积议论而成思潮，催生了倾动天下的维新变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因之而成了思想史上别开生面的人物。他们所体现的历史嬗蜕，醒目地昭示了儒学的异化。
    康有为以维新变法得大名。虽说他写过许多上皇帝书，但那都是给一个人看的。真正以笔下的文字召来“思想界之一大飓风”，引发了“火山大喷火”和“地震”的，是他重释儒学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前一本书诘刘歆伪造古文经，湮灭了圣人的真义。此后“六经暗曶”，遂使东汉以来的懦学，皆与孔子无涉。后一本书说孔子作六经，以布衣改制而为素王，是个变法的行家。在他传给后世的微言大义里，十九世纪的中国人能够读出与欧西制度相仿的民主、议院、选举等等深意来。这种上掩百世下掩百世的笼罩力，使孔夫子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巍巍然成教主。康有为自信这两本书“摧廓伪说，犁庭扫穴”，功在“提圣法于既坠”而“出诸儒于云雾”。（《新学伪经考·序目》）。但他“考”出来的孔夫子，其实是一个儒学知识分子不认识的人。因此“诸儒”还没有走出“云雾”，康有为就已经成了掊击的对象。孙家鼐说：“孔子制法一篇，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必证实孔子改制称王而后已，言春秋既作，周统遂亡，此时王者即是孔子。无论孔子至圣，断无此僭乱之心，即使后人有此推尊，亦何必以此事反复征引，教化天下？”（《奏译书局编纂各书请候钦定颁发并请严禁悖书疏》）。陈宝箴说：“据一端之异说，征引西汉以前诸子百家，旁搜曲证，济之以才辩，以自成其一家之言，其失尚不过穿凿附会，而会当中弱西强，黔首坐困，意有所激，流为偏宕之辞，不觉其伤理而害道”（《觉迷要录》卷一，《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张之洞尤“不信孔子改制”之说，深恶康党从泰西景教那里学来的“孔子纪年”，指顾之间，由热脸相向一变而为冷眼睥睨。在戊戌年间的中国，这些人都曾与维新变法同过路，但他们又都无法容忍康有为笔下的那个孔子。更自觉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王先谦、叶德辉之类，则直言其用夷变夏，合种通教，“诬孔子以惊世骇俗”（《翼教丛编》卷四，《长兴学记驳议》）。比之西太后的杀气，这种围绕儒学的文化论争内含着更加深刻的历史内容。康有为是一个尊孔的人，又是一个因震惊而羡服西政和西教的人。在“中体西用”那个命题里，这两种东西是分开来的；但在康有为手里，这两种东西却分不开来：
    春秋之作，何为也？郑玄谓大经春秋，大经，犹大宪章也。纬称孔子制法，所谓宪法也。孔子，圣之时者也，知世运之变而与时推迁，以周世用。故为当时据乱世而作宪法，既备矣，更预制将来，为修正宪法之用，则通三统焉。孔子又为进化之道，而与时升进，以应时宜，故又备升平太平之宪，以待将来大同之世修正宪法之时有所推行。各国之为宪法，限于一国及一时，春秋之宪法，则及于天下与后也。（《刊布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