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戊戌前后的公羊学说
    公羊学说在儒家思想中堪称独树一帜，但在历史上却经历了戏剧性的命运。它在西汉时期备受推崇，至东汉末年之后却消沉一千余年。至清代后期，龚自珍、魏源发挥公羊学说变易性、政治性的特点，用来讥议时政、批判专制；公羊学说具有解释性的特点，专讲“微言大义”，便于容纳新思想，故在晚清适逢时会而逐步壮大。19世纪最后十年至20世纪初年，由资产阶级维新派所改造的公羊学说，更具新的时代特点，成为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在中国面临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危险形势下，这一阐发变易改制的学说反映了时代的脉搏，拨动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弦，成为他们观察国家民族命运的武器，因而影响了一批知识分子。张之洞于1903年所写《学术》诗云：“理乱寻源学术乖，父仇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恨荆榛满路栽。”张氏自注曰：“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注：《张文襄公诗集》卷四，上海集益书局1917年石印本。）这便是公羊学说在维新前后风行的生动写照。
    康有为在广州、桂林讲学，梁启超等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都把《公羊传》放在重要的地位上，这是公羊学盛行的明显证据。近代一些著名学者对这一时期的学术风气有中肯的评论。夏曾佑说：“好学深思之士，大都皆通今文学。”（注：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一章第六十二节，三联书店1955年版。）周予同于1928年著书也说：“到了清代的中末叶，因为社会、政治、学术各方面趋势的汇合，于是这骸骨似的今文学忽而复活，居然在学术界有‘当者披靡’的现象。当时所称为‘常州学派’、‘公羊学派’，就是这西汉博士的裔孙。现在清朝覆亡已十六年，但这今文派的余波回响仍然在学术界里存在着，并且似乎向新的途径发展着。”（注：周予同：《〈经学历史〉序言》一，《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页。）此称“当者披靡”，足见当时喜谈《公羊》声势之猛烈！陈寅恪对于清季学术风尚也有一段重要评论：“曩以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后来公羊今文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披，与近四十年来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连系。此稍习国闻之士所能知者也。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注：陈寅恪：《塞柳堂集·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0页。）清季公羊今文之学是学术所尚，流被深广，影响近代几十年，这个看法是积戊戌之前在湖南倡办地方新政的陈宝箴、协助策划湖南新政的陈三立，以及历史学家陈寅恪三代人的观察感受而得出的。因而同样应予足够的重视。
    戊戌维新前后，湖南新旧两派斗争激烈。1895至1898年，巡抚陈宝箴在其任内以开天下风气之先为己任，与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及其继任者熊希龄、候补知府谭嗣同等倡办新政。谭嗣同、唐才常发起组织“南学会”，由黄遵宪、谭嗣同等主讲，探求救亡之法，听者踊跃。前此在陈宝箴、黄遵宪、江标支持下，谭嗣同等又发起创办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韩文举、叶觉迈、唐才常等为分教习。梁启超等以公羊改制学说，参酌西方资本主义民权政治学说教育学生，培养学生变法维新、救亡图强的意识。学生按日札记，由教师批改，师生醉心民权学说，发挥公羊改制微言大义，日夕讲论。“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哗，群起掎之。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御史某刺录札记全稿中触犯清廷忌讳者百余条，进呈严劾。戊戌党祸之构成，此实一重要原因也。”（注：梁启超：《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9—70页。）
    政变发生后，湖南的苏舆把地方乡绅王先谦、叶德辉、宾凤阳等攻击维新派的文字编成《翼教丛编》。叶德辉惊呼，公羊学说、维新理论的传播引起“举国若狂”，他在一封信中说：“时务学堂梁卓如主张公羊之学，以佐其改制之谬论，三尺童子，无不惑之……况今之公羊学又非汉之公羊学也。汉之公羊学尊汉，今之公羊学尊夷。改制之圣人，余知其必不出此。梁卓如来湘，苟务申其师说，则将祸我湘人……大抵公羊之学便于空疏。近世所谓微言大义之说者，亦正蹈斯病。生已盗名，而欲使天下后世共趋于欺罔，一人唱，百人和。聪颖之士既喜其说之新奇，尤喜其学之简易，以至举国若狂，不可收拾。蚁孔溃河，溜穴倾山，能毋惧欤！……公羊之学，以之治经，尚多流弊，以之比附时事，更启人悖逆之萌。其书空言改制，有害于道”（注：《叶吏部与石醉六书》，《翼教丛编》卷六，光绪二十四年石印本。）。叶德辉和王先谦等，自称“保卫圣道”，用各种手段攻击维新派，说时务学堂培养“无父无君之乱党”，南学会提倡“一切平等禽兽之行”，“倡平等”是“堕纲常”，“伸民权”是“无君上”，要求清政府杀康有为、梁启超。不久，时务学堂停办。顽固派还攻击邵阳县南学分会首领樊锥“欲以我朝列圣乾纲独揽之天下，变为泰西民主之国，真汉奸之尤”，把他驱逐出境。今文经学大师皮锡瑞在南学会讲学，力主变法，他的儿子著《醒世歌》，说“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劣绅们斥皮氏父子“披邪说煽惑”，也用暴力将其驱逐出境。顽固派的种种攻击和仇视，恰恰证明以公羊新学说为重要内容的维新思想在湖南的迅猛传播，对旧的封建统治秩序造成了很大威胁。
    二、从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考察
    晚清公羊学说直接促进了戊戌维新运动。陈寅恪就认为，晚清公羊今文之学与40年来中国政治的变迁有着重要的关系（注：见前引陈寅恪《寒柳堂集·朱延丰突厥通考序》。）。相反，叶德辉于1915年谈及经学问题时，也把清朝灭亡与今文经学直接联系起来，他说：“至康有为、廖平之徒，肆其邪说，经学晦盲，而清社亦因之而屋焉。追原祸始，至今于龚、魏犹有余痛。昔人谓明季钟（惺）、谭（友夏）为亡国之诗妖，如康、廖者，亦亡国之文妖已矣。”（注：叶德辉：《经学通诰》，湖南省教育会1915年发行，第2页。）这段话反映了叶德辉对戊戌时期康有为所代表的进步思潮的仇恨，也从反面说明今文经学的盛行，与旧的思想体系的动摇、以至清朝的彻底溃亡，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但事物是复杂的，康有为的今文学说对戊戌变法也带来负面影响。康有为提出的刘歆伪造古文经典、公羊新三世说、孔子改制等观点，本身就是有争议的问题，作为一种抒发政治思想的理论，自然引起一些人的疑惑，更给顽固派以诟骂的口实。余联沅在1894年奏焚《新学伪经考》的折子中，指责康有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注：《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文悌于1898年上《严参康有为折》，他说：“（康）托词孔子改制，谓孔子作《春秋》，西狩获麟，为受命之符，以春秋变周，为孔子当一代王者，明似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大抵原据公羊何休学……不知何休为《公羊传》罪人，宋儒早经论定……数千年后士，不获亲见圣人，自三传以下，假托圣贤，以伸己说者，何可胜数，又焉能于蠹简之余，欲尽废群籍，执一家之言，而谓为独得圣人改制之心哉？”（注：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483—484页。）故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称，康有为今文学之说“未足倾动士林”，指的即是这些事实。有的人赞成变法维新，但对孔子改制之说却不赞成，如陈宝箴在湖南主持推行新政，虽遭顽固派王先谦、叶德辉等攻讦，而布新除旧不辍。时论对康有为、梁启超毁誉不一，他力排众议，特上奏举荐康有为，称他博学多才，议论宏通，言人所不敢言，为人所不敢为。但他对康有为“托古改制”理论甚为不满，请求光绪帝令康有为将《孔子改制考》自行毁版。有的学者即认为康有为推演有争论的今文学说作为变法理论，是戊戌维新失败的原因之一：“《新学伪经考》与《改制考》不仅引起不必要之纷争，而且几淹没变法之主题。”（注：汪荣祖：《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