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晚清今文学运动和维新运动的领袖，他极其敏锐地吸收了西方进化论以构建其变法理论。还在严复最初发表介绍西方进化论的文章时，康有为就表示敬佩。梁启超于1896年致严复的信中说：“南海先生谈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注：《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10页。）梁启超本人不仅对进化论学说心折赞赏，而且在本世纪初年连续著文介绍达尔文学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指出进化论在哲学领域引起了一场革命：“达尔文者，实举十九世纪以后之思想，彻底而一新之者也。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此义一明，于是人人不敢不自勉为强者为优者，然后可以立于此物竞天择之界。无论为一人，为一国家，皆向此鹄以进。”“虽谓达尔文以前为一天地，达尔文以后为一天地可也。”他预言进化论学说“将磅礴充塞于本世纪而未有已也”（注：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14页。）。同年他还著有《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再次强调进化论学说问世40年来，“无论政治界学术界宗教界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绝大之变迁”，认为人类各个领域，“无大无小，而一皆为此天演大例之所范围”（注：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12、18页。）。与此同时，梁启超倡“史界革命”，规划“新史学”应该以探究人类社会进化之公理公例为根本任务，实则要求以进化论作为史学领域的理论指导，因而成为“新史学的开山”。梁启超如此高度评价、热心传播和自觉运用进化论，诚然来源有自。这就是他在19世纪最末几年已经把公羊学说与进化论二者糅合起来。他在1899年所写的《论支那宗教改革》一文中说：“《春秋》之立法也，有三世，一曰据乱世，二曰升平世，三曰太平世。其意言世界初起，必起于据乱，渐进而为升平，又渐进而为太平，今胜于古，后胜于今。此西人打捞乌盈（即达尔文）、士啤生（即斯宾塞）氏等，所倡进化之说也。支那向来旧说，皆谓文明世界，在于古时，其象为已过。《春秋》三世之说，谓文明世界，在于他日，其象为未来。谓文明已过，则保守之心生；谓文明为未来，则进步之心生。故汉世治《春秋》学者，以三世为义，为《春秋》全书之关键。诚哉其为关键也！因三世之递进，故一切典章制度，皆因时而异，日日变异。”（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58页。）这一段典型性的论述，确切地证明，经由中国本土的进化观，人们如何便捷顺当地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
    四、爱国志士共同的思想历程
    晚清许多爱国志士有一条共同的思想轨迹：由于政治腐败、外侮日亟的刺激，他们不满于处于正统地位的哲学观，经过苦苦地哲学探索，进而走向中国的朴素进化观——公羊学说，然后由中国本土的进化观进而服膺西方进化论，并大力传播，用它来观察历史与现实。在上书清帝失败之后，康有为转而苦心探索和构建不同于正统思想的学说体系。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也有过相似的经历。梁启超事后回忆说：“甲午战前，我们三人来北京应试，“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但吵的结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这会想起来，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真‘浪漫’得可惊，不知从那里会有恁么多问题，一会发生一个，一会又发生一个。我们要把宇宙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但帮助我们解决的资料都没有。我们便靠主观的冥想，想得的便拿来对吵，吵到意见一致的时候，便自以为已经解决了。”（注：《亡友夏穗卿先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20页。）梁启超称他们当时处于“学问饥荒时代”，指的就是哲学苦闷时代。这些英拔锐进的青年，“生育在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之中，冥思苦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注：《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九节，《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71页。）。为了寻求救国的道路，为了争取在旧传统束缚下获得精神的解放，他们苦苦探求新的哲理。在中国学术内部，他们首先尊崇公羊变易哲学，此后，西方学说传入，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进化论学说。
    谭嗣同著《仁学》，首先标列“仁学界说”，云：“仁以通为第一义”。通的首义，为“中外通”，“多取义于《春秋》，以太平世远近大小若一故也”（注：见《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1页。）。他讲《仁学》，思想来源属于中国典籍，也首列《易》及《春秋公羊传》。夏曾佑对自己由尊崇公羊学说进而满腔热情地接受进化论的思想历程讲得尤为真切。他早年与梁启超、谭嗣同一样热心于公羊学，故梁启超论其学术思想渊源说：“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注：《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1页。）他还写有诗句：“璱人申受出方耕，孤绪微茫出董生”，概括今文学派的系统颇为精到。在他的思想中，公羊学说成为沟通进化论的桥梁。1896年底他到达天津，结识严复，便立即倾心于达尔文学说，这在他致表兄汪康年信中有深刻的表述：“到津之后，幸遇又陵，衡宇相接，夜辄过谈，谈辄竟夜，微言妙旨，往往而遇。徐、利以来，始通算术；咸、同之际，乃言格致，洎乎近岁，政术始萌。而彼中积学之人，孤识宏怀，而心通来物，盖吾人言西学以来不及此者也。但理赜例繁，旦夕之间，难以笔述，拟尽通其义，然后追想成书，不知生平有此福否？”（注：夏曾佑致汪康年信第十三函，见《汪康年师友手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由于亲聆严复深入讲述进化论学说，以往从未能解决的哲学问题，似乎得到答案，找到了真理。他的哲学观点实现了质的飞跃。又据夏循垍撰《夏穗卿传略》载，当时严复译《天演论》、《原富》等书，常“与先生反复商榷而成篇”（注：见《史学年报》3卷2期。），这显然使夏氏对于进化论有更深刻的理解。他想写一本阐述进化论的哲学著作，虽未能实现，却撰成以进化论史观为主导思想的通史著作《中国古代史》。
    唐才常的思想经历也说明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特点。唐才常于1893年参加湖南乡试时，末篇即用公羊家言予以申述。故戊戌年他写信给老师欧阳中鹄，即称自己并非初次在时务学堂讲公羊改制之说：“受业于素王改制，讲之有年，初非附会康门”。并申明他对《新学伪经考》“宗旨微有不同处，初不敢苟同”，不相信《周官》、《左氏》出于刘歆作伪之说，而认为两书是周代文献（注：《上欧阳中鹄书》（一）、（九），《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4、238页。）。他又申明《公羊传》的价值在于“内外夷夏之说，随时变通，期于拨乱世反之正”（注：《交涉甄微》，《唐才常集》，第43页。）。此后，唐才常即吸收西方进化论等学说来阐述他对历史与政治问题的见解。如说：“《春秋》言据乱、升平、太平，西人言石刀、铜刀、铁刀。”（注：《辨惑》（上），《唐才常集》，第164页。）又称：“一切政学格致，皆谓今胜于古。如当中国周匡王时，有埃及法老尼古者，曾驱十二万沟红海，不成而死。而近来法人勒塞柏斯，自咸丰十年至同治八年，卒沟通之，此甚远胜古人之一端。”（注：《辨惑》（上），《唐才常集》，第166页。）他更相信现今不合理的社会终将进步到平等、民主的时代，“若夫地球全局，则非发明重民、恶战、平等、平权之大义，断断不能挽此浩劫！”（注：《上欧阳中鹄书》（九），《唐才常集》，第238页。）尽管唐才常对于西方进化论和民主学说的了解还不系统、不深刻，但他已经把这些西方进步思想作为自己观察历史和未来的指导，则是无疑问的。
    20世纪初年进化论学说迅速传播以后，在19世纪90年代盛行的作为哲学观的公羊三世说即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其地位被进化论所取代，而其价值却融入新的观念之中。公羊三世说具有粗疏、主观和神秘的弱点，它所讲的变易历史哲学，取之于古代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主观推论和比附的基础上，未能摆脱旧的传统学术体系；因此它的一些主要见解很容易引起争议，使很多人感到怀疑和骇异。而西方进化论学说，是从大量的实验和实例中归纳出来的，因而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鲜明的实证性，进化论学说在当时取代了公羊学，这是学术进化发展的规律，但公羊学的朴素变易观却成为19、20世纪之交中国进步知识界通向西方进化论的桥梁，这一贡献是不可埋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