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学的盛行对晚清学术文化的影响，与它在政治上的影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第一，它的影响并未因戊戌时期的过去而消失，相反，戊戌后它继续在哲学、史学领域发生影响。如周予同所说，“现在清朝覆亡已十六年，但这今文派的余波回响仍然在学术界存在着，并且似乎向新的途径发展着。”第二，晚清公羊学在学术文化上的影响，概括来说有两项。从哲学领域说，晚清公羊朴素变易观的盛行，为20世纪初年西方进化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条件。从史学领域说，晚清今文学盛行形成了重新研究古代典籍和历史的普遍认识，从而促进了本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并且对于五四前后“古史辨”派考辨古史、探求可信的古史体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探讨这两个问题具有广泛的文化意义。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化，有分为“旧学”与“新学”；也有分作“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人们每每有一种误解，似乎新学与旧学之间有一个断层，二者相对立，“传统的”即是封建的，“近代文化”是从外国输入的，从外国移植的。导致这一认识的重要原因，是由于近代“新学”在本世纪初产生，是与当时一股来势迅猛的学习西方、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潮相联系的。本世纪初，由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进步思想界为了寻找救国真理，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学说，以此为武器，猛烈批判封建主义。梁启超用亲历的感受概述了当时的情况：“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注：《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71页。）就史学范围而论，本世纪初年“新史学”的产生，是伴随着对封建旧史学的激烈批判而出现的。梁启超著《新史学》，批评旧史是“二十四姓之家谱”、“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之偶像”，主张用“新史学”取代旧史学。新学诞生之时对旧学的批判如此突出，而新学与旧学之间的联系和过渡却不甚明显，难怪有的人误认为“近代文化”是从外国移植的。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在理论上也无法解释近代文化从西方输入的新观念为何能在我们民族中生根。
    其实，早在七十多年前，当新学正在形成过程中，有的学者就敏锐地认识到无视近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继承关系是错误的。顾颉刚于1919年写有《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变迁观》一文，讲了自己认识前后的变化：“我从前以为近三十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界是易旧为新时期，是用欧变华时期，但现在看来，实不尽然。”“在三十年来，新有的东西固然是对于外国的文化比较吸引而后成的，但是在中国原有的学问上——‘朴学’、‘史学’、‘经济’、‘今文派’——的趋势看来，也是向这方面走去。”（注：《中国哲学》第11辑，1984年，第302、307页。）当时他仅27岁，大学尚未毕业，却以亲身经历讲出深刻的道理；近代学术文化的成就固然受到西学的影响，但同时也是对传统学术文化有选择的继承。今天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在前辈学者认识的基础上大大向前推进，更加深入地总结和阐述，包括今文学在内的中国中古时代学术文化的精华如何成为向近代文化转变的内在基础和动力。这对于科学地认识近代文化的产生，认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所具有的久远生命力，从而更有效地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增强民族自尊意识，都有重要的意义。以下进而讨论晚清公羊学盛行与进化论传播，以及公羊学说与“新史学”的产生两个问题。
    三、公羊朴素进化观与近代进化论的传播
    19、20世纪之交，是中国哲学领域产生质的飞跃的时期。
    西方进化论的传播是同近代另一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严复的名字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严复在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期间，热心地研读哲学和各种社会思想学说。甲午战争爆发，严复亲见老大腐败的清王朝被由于学习西方而骤强的日本打得惨败，更加引起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1895年，他先后在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群韩》、《救亡速决论》等论文，并着手翻译赫胥黎所著《天演论》一书，并在1898年出版。在这些论文和译作中，严复怀着“警世”的强烈愿望，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进化论哲学思想。进化论的传播可以认为是中国近代思想界进入新纪元的重要标志。严复阐发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而形成进化发展的规律，是同唤起人们对民族危亡形势的认识紧密相联系的。赫胥黎的通俗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出版于1894年。严复选择这本书及时地译述，在当时情况下，他不作原书直译，而采取意译、改写、插入议论和大段案语的方法，着眼于中国国情，就原著某一内容或观点加以发挥，抒发本人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希望以此达到“警世”的目的。《天演论》阐述进化发展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并赞赏斯宾塞把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规律引用到人类社会的观点，着重论述适应环境，不断进化，产生新特性、新能力，认为这是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取胜的根本条件。他的目的是由此促使人们重视“保群进化”，去旧即新，学习西方，变革图强。另一方面严复抛弃斯宾塞“任天为治”（指在人类社会中任凭自然选择、优胜劣败的规律自发起作用）的观点，而吸收和发挥赫胥黎所主张的人类不应任由物竞天存命运的摆布，人类应发挥力量加以干预的论点。这样，严复以达尔文进化论学说为基础，又经过自己的综合、创造，使他的理论主张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以激励处于危机关头的中国人“自强保种”为最大特色。《天演论》出版时，正是民族危机最严重、进步知识分子满怀激愤、思变思强的时刻，严复创造性地介绍进化论学说，提供了一套新鲜的哲学观、历史观，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和信心。进化论学说在海内的传播，使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民报》评论说：“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注：《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第2号，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43页。）《天演论》被书肆争相翻印，版本达三十多种，成为空前畅销书。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恰恰是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唐才常、黄遵宪这些信奉公羊学说、热心维新变法的志士，成为进化论学说最早的接受者和积极的传播者。喜谈公羊、投身变法运动、传播进化论，三位一体，这是十分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