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公羊学说与“新史学”思潮
    20世纪初年，与大力传播西方新思想、要求结束封建帝制统治的时代大潮相呼应，在史学领域内出现了批判“君史”、提倡“民史”的热潮。这一“新史学”思潮，在指导思想上要求贯彻社会进化论发展的观点，摒弃旧史家循环史观和复古史观的影响；在研究对象与内容上体现人群进化和社会生活的情状，取代旧史为帝王将相立传、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陈旧体例；在著史形式上也要求采用新体裁、新风格。因而这是标志着旧史阶段终结、史学近代化正式展开的划时代事件，它影响了整个20世纪。最有意义的是，“新史学”两位最重要的开创者正是梁启超和夏曾佑，他们分别在史学理论领域和通史领域撰写了标志着近代史学正式登上学术舞台的出色著作，而他们的共同经历便是由公羊学说走向“新学”。这一重要事实恰恰说明：晚清公羊学盛行的时代虽已过去，但其精神却仍然活在20世纪的新学术中，并且向新的途径发展着。
    梁启超《新史学》一文著于1902年，是要求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建立近代史学体系的宣言书和理论著作。梁氏代表当时进步思想界，对于二千年旧史的积弊作了系统的清算。他激烈地批判封建旧史有“四弊”、“二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梁氏批判旧史和设计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是历史进化观点：“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他认为旧史恰恰不能说明同群进化的情形，孤立而不联系的一篇篇本纪、列传凑在一起，“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简直是“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梁氏对旧史的激烈指责，虽有过当之处，但确能打中要害。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梁氏肯定公羊三世说具有进化的意义：“三世者，进化之象也。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俱进是也。三世则历史之情状也……三世之义，既治者则不能复乱；藉曰有小乱，而必非与前此之乱等也。”他对“新史学”提出的界说，便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而新史家的根本任务，在于“以过去的进化，导未来之进化”（注：以上《新史学》的引文，均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8、10—11页。），对全体人民起到教育、启发的作用，发挥人群之力，推动人类社会向更加进步幸福的境地前进。
    梁启超倡导以探求、叙述人群进化的公理公例作为“新史学”的根本要求，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他原先思想认识的继续和发展。从万木草堂向康有为问学起，特别是《时务报》、时务学堂时期宣传维新变法，与顽固保守人物激烈辩论之时，他已得心应手地运用公羊三世朴素进化观来解释历史和未来。由朴素进化观到系统的进化论学说，只是从较低阶段迈进到较高阶段，梁启超很自然地完成了这一过渡，并且深刻感受到用进化论改造整个史学领域的极端必要，因而成为“新史学”理论的奠基者和充满激情的倡导者。在同一时期，梁启超还准备以进化论为指导改写全部中国史；在学术思想史领域，他撰成了饮誉海内的长篇论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氏早年是广州学海堂的优等生，受过传统学术的严格训练，以后长期勤奋学习，因而谙熟古代典籍。他信奉公羊朴素变易观，对传统学术的变迁早有深入的思考，故在接受西方进化论之后，认识升华，形成系统的新见解。此文以八万余字的简要篇幅，概述了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演进的趋势。他把中国学术思想的演进划分为七个时代，论述了各个时代思想的主要特点、成就和缺陷，这些特点又何以产生，前一时代的学术思想如何成为这一时代的渊源，这一时代的思想又对后代产生了什么影响。梁氏对学术思想变迁能够纵贯分析，提挈脉络，叙述因果变化，正是《新史学》理论观点的体现。譬如，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是中国学术的辉煌时期，梁氏从七个方面分析学术勃兴的原因：1.由于前此学术思想蕴蓄之宏富；2.由于社会急剧变动的刺激；3.由于思想学术之自由；4.由于交通之频繁，学术思想得到交流；5.由于人材之见重；6.由于文字之趋简，著述及传播较前容易；7.由于讲学之风盛，学术思想得到有效的传播。显然，发展进化的观点使梁氏能成功地分析学术思潮变迁与时代的关系。故《论大势》一文，堪称是运用进化论哲学进行史学研究取得的第一个硕果，是《新史学》理论主张的出色实践。
    梁启超把夏曾佑誉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他称夏氏治经宗龚、刘今文之学，但又“不以公羊学家自居”。这些都是意味深长的。夏曾佑经由公羊学说的沟通作用，走向了近代进化论，却并不停留在公羊学说上，以此自限。即是说，吸收了公羊学说的变易观点，而又能突破其牵强比附的体系，这是夏曾佑在历史研究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夏氏这种学术个性，在《中国古代史》书中有确切的体现。他说：“案此篇（指陆德明《经典释文》）皆唐人之学，至宋学兴，而其说一变，至近日今文学兴，而其说再变。年代久远，书缺简脱，不可详也。然以今文学为是。”（注：《中国古代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十节《孔子之六经》。）又说：“儒术中有今文古文之争。自东汉至清初，皆用古文学，当世几无知今文为何物者。至嘉庆以后，乃稍稍有人分别今古文之所以然，而好学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学。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清朝诸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注：《中国古代史》第二篇第一章第六十二节《儒家与方士之分离即道教之原始》。）这些话说明，第一，夏氏推尊今文学，并且明确肯定晚清今文学风靡于世的进步意义，称赞当时信仰公羊学说者是“好学深思之士”。第二，他的学说，又与专讲“微言大义”的清朝经师不同。他不拘牵于经师的旧说，要运用今文学的精髓，与进化论的原理相结合，在书中阐明“历史因果之理”。故此，《中国古代史》开宗明义第一篇《世界之初》，论述人类起源，即揭示出达尔文进化学说与宗教神学的对立。宗教神学讲人类由“元祖降生”，昔之学人笃于宗教而盲从，至近代才逐渐从这种落后意识走出来。达尔文进化论学说，则“本于考察当世之生物，与地层之化石，条分缕析，观其会通，而得物与物相嬗之故”。又说，“由古之说，则人之生为神造；由今之说，则人之生为天演：其学如水火之不相容。”这就是宗教与科学的对立。他著史即从论述自然和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进化的理论为指导，以此贯串全书。由公羊朴素进化论而达到近代科学的进化论，遂使夏曾佑的学术思想进入新境界，运用这一崭新观点而在通史研究领域获得丰硕之果。
    《中国古代史》一经问世便使读者“有心开目朗之感”，“上下千古，了然在目”。这也是晚清新学传播历史上光彩四射的一页。对于进化论这一刚刚从西方传入的新学说，夏氏能避免生搬硬套、捉襟见肘的毛病，而做到正确地把握和比较熟练地运用，其原因，在于蕴积深厚。早在19世纪90年代前期，夏氏就如饥似渴地探求公羊朴素进化观，以此为指导，思考哲学、历史问题，以后与严复密切往还，自觉眼前豁然开朗，一通百通。因此，书中对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形成的阶段性演进的系统看法，乃是他自探求公羊学说以来长时间研求的成果，决非一蹴而就，骤然而得。中国历代“正史”的编撰，均以朝代起讫定终始，体例演用不变，编年体史书则按年代先后逐年编写，也一向无所改易。至夏氏通史著作出，才破天荒第一次以进化发展观点为指导，提出了一套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自成体系的学说。他划分中国历史为三个大的阶段：上古之世，自传说时代至周初；中古之世，自秦至唐；近古之世，自宋至晚清。从他这一总体框架看法，我们也可感觉到公羊三世历史观的精髓存在其中。三大段又各自分为小的时期，以夏氏概括的各时代的特点，可以看出他对各个时代的递嬗和因果关系确有较好的把握。如他把中古之世划分为极盛期、中衰期、复盛期三期。“由秦至三国，为极盛之期。此时中国人材、国势极强，凡其兵事，皆同种相战，而别种人皆稽颡于阙廷。此由实行第二期人之理想而得其良果者，故谓之极盛期。由晋至隋，为中衰之期。此时外族入侵，握其政权，而宗教也大受外教之变化，故谓之中衰期。唐室一代，为复盛之期。此时国力之强，略与汉等，而风俗不逮，然已胜于其后矣，故谓之复盛期。”近古之世，又划分为退化期和更化期。“五季宋元为退化之期。因此期中，教殖荒芜，风俗凌替，兵力财力，逐渐摧颓，渐有不能独立之象。此由附会第二期人之理想，而得其恶果者，故谓之退化期。清代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之期。此期前半，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者，故谓之更化期。”（注：《中国古代史》第一篇第一章第四节《古今世变之大概》，第5—6页。）由于早年研求公羊学说以来长期淬砺的进化观哲学思想，使这位历史学家对自己所处时代有洞中肯綮的看法：由秦代建立的封建专制政体已经注定要被废除，中国内部的变化和世界的潮流已经预示着社会将走向世界共同的民主政治道路。夏氏所说的“处秦人成局之已穷”和“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实际上便是这位维新思想家对时局的论断。
    与全书独创的理论框架、具有新鲜时代气息的内容和方法相适应，《中国古代史》在史书形式上亦有新颖的创造。夏氏借鉴于当时刚刚传入的外国史书分章叙述的方法，同时吸收了中国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将二者糅合起来，创造了新的史学编撰形式。这同样体现了进步公羊学者要求变革旧事物、适应时代变化的思维方式和学术风格。通过夏曾佑的艰苦努力，《中国古代史》从内容形式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第一册自1904年印行后，至1906年即再版六次，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在传播新鲜历史观点和历史知识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晚清新学创造的实践中，梁启超、夏曾佑所走的道路是成功的。他们接受了由龚自珍和魏源奠定、康有为所发扬的进步公羊学说的传统，站在哲学思考的高度，信奉万世万物处在变易之中和人类历史朴素进化的观点，强烈要求革新政治、以救亡图强为己任。同时，他们热心学习和传播西方进化论和其他进步学说，决不以公羊学家自限，不墨守清代经师附会经文的旧规，并且摒弃主观武断的方法，努力运用近代进化论这一新鲜哲学观探求新知，因而成为本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杰出代表人物，为推进19世纪的中国学术向近代学术飞跃作出了宝贵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