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演进变化，与维新派同时应运而生的新兴势力，尚有袁世凯领导的北洋新军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力量。乙未和议告成，即议裁军和改编军队。后议军：湘、淮、毅三军各留三十营，由魏光焘、聂士成、宋庆三人各为总统。炮台守军、北洋亲兵等，则汰弱留强，力加整顿。至乙未十月间，胡燏芬所统定武军七千人，归入袁世凯接统，于湘、淮、毅三军之外，袁军别树一帜，成为北洋后起之秀。及后小站练兵，营垒既建，又复赴各地大量招募兵丁，配置骑兵，备置新式枪炮，重行编训，教官多来自德国。军中干部，多用淮军、毅军旧人，下级干部多出身天津武备学堂。新军逐加扩充，其干部多成一时将帅，遍布全国。辛丑和约之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所统领的北洋新军取代了其他诸军。而他分布于全国的手下将帅，便成了民国初年人所习知的北洋系军阀。袁世凯还是凭藉了北洋新军，成为不可一世的人物，为中国军阀之祖，左右政坛多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大兴于庚子（1900年）之后，屡扑屡起，形势所致，人心拥护，后来居上，终于武昌一呼，清室倒台，民国以成，尽管这民国的命运亦夫悲惨可怜，跌跌起起，艰难之至，毕竟历史起了大变化，首义之功不可殁。
    甲午至戊戌，戊戌至今日，尔来一百年矣。甲午之清流浊流，主战主和，戊戌及其以后之二源三派，尽成历史陈迹。后之读史者或可深思，不管源，不管派；不论维新，不论革命；不问开明专制，不问民主共和，其在历史的阶段中，能具远见，足踏实地，一步一印地致力于中国近代化现代化之躬行实践，即为最高的工作，最具成效，而为国家和人民所顶礼欢迎。
    戊戌维新与中国社会走向沈渭滨
    今年是戊戌维新百年祭，百年前的维新变法运动，虽以血荐轩辕而告失败，但它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走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却是个说不尽的话题。
    最引起后人注意的，莫过于二十世纪最初十年间清政府“新政”中出台的一系列举措，竟与百日新政的内容极为相似！撇开两者的主观意图，单就政体改革而言，不论是改革从官制入手的操作顺序，还是政体以立宪为本的改制模式，几乎都是维新派设计的翻版。足见经过自下而上的变法宣传和自上而下的百日新政，“变亦变，不变亦变”，“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思想，已经日益在统治集团中产生着“酵化”作用。那些在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中起骨干作用乃至充当带头羊的内外官员，如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岑春煊、孙家鼐、王文韶、陈宝琛、汪大燮、徐世昌等人，都曾是维新时期北京和上海两地强学会的成员。可以说，若没有维新思想在统治层面的“酵化”，就不可能从封建专制集团中分化出一个主张政体变革的开明官僚群体；若没有这群开明官僚对清末新政及预备立宪的热心支持和积极推行，就难以出现两次新政的惊人相似，人们常说，戊戌维新第一次把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过程从技术层面拓展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层面，表现了向西方学习的深化。须知这种理念上的深化转变为社会事实上的进步，要到清末十年新政时才真正体现出来。维新派的变法旗帜，被镇压变法的刽子手接了过去；改变封建政治体制，由封建统治者自己导演，这就是喜欢捉弄人的历史辩证法！由此可见，任何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要求，推动社会进步走向的改革事业，尽管改革者流血断头、改革中途夭折，但它一定会在新的形势下，以新的形式，顽强地再现。中国近代史上两次不同性质的新政，给这个人所熟知的历史逻辑提供了悲喜剧式的实例。
    其次，戊戌维新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它借助孔学权威宣传的改制主张、变易哲学和西学的人权天赋、社会进化学说融和揉合，以惊世骇俗的文字，振聋发瞆的语言，教育和动员了广大的士大夫阶层从儒学旧传统中解脱出来，直面“世变”、观乎“运会”，在瓜分狂潮，国难深重，焦灼惶恐、体用莫辨的当口，知社会之所趋，明革故鼎新之必然。它以组织学会，创办报刊、聚徒讲学、上书言政等方式，倡言民权，主张上下情通、设立议院，“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内”，使正在成型中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心智开张，成了要求变法和社会进步的中坚。短短几年内，整个社会舆论被掀动，社会思潮迅速转换。正如时人所说：旧藩顿决，智慧骤开，“如万流潏沸，不可遏抑也。”
    从思想史角度考察，维新派着力宣传的民权思想，是晚清思想界最能震撼人心，最有感召力的思想，而以民权为内核，以君民共主为政体形式的君宪思潮，则是跨越两个世纪，历时弥久的社会思潮。它在洋务思潮日丽中天时，以批判洋务派徒袭西学皮毛、割裂体用的姿态脱颖而出，在与朝野守旧派的辨难中变为知识界的心声，又在百日新政时趋于鼎盛。新政夭折后不仅没有褪色，反而因清末新政和日俄战争的运会而越形张扬。后来的预备立宪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个思潮催生的产儿。与此同时滋生的民主革命思潮，虽在1905年后逐渐成为主流，但不少民主革命派的精英，都由民权的奶汁哺育成长的。可见晚清三种社会思潮依次递进的走向中，戊戌维新时期的民权思想和君宪思潮，显然是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它在思想史上的启蒙意义，它对二十世纪社会思想演变发展所起的作用，决非可以用一个政治运动的失败来界定的。
    从思想传播的角度说，一种思想主张要为社会接受并达到共识，关键就在拨动中间阶层而形成上下沟通的传递机制。戊戌维新作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就是充分运用舆论工具，教育和动员了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士大夫和最有活力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这一阶层，形成了思想传递机制，这个问题表现了维新派在舆论动员上两个方面的卓识：一是他们对传媒的重视，二是他们着力争取中间阶层，这两方面都对后来的中国思想界、政治界产生过重大影响。
    从前者看，维新运动期间，全国各地成立的各种学会、社团共42个，创办报刊共32家，列名于学会的各界人士在千人以上，仅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强学会和保国会三个社团，有名可稽的就有近240人；发行报刊的城市有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长沙、重庆等11处。团体之多，地域之广，人数之众，效应面之大，是旷古未有的。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之重视传媒和社团的作用，实在是从维新运动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