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的上海，出版着《时务报》等众多报刊，聚集着梁启超、章太炎、汪康年等众多维新人士，有广学会、农学会、不缠足会等众多团体；因当时南北铁路干线尚未铺设，上海为出入国境的主要港口，是南方和内地人士北上京师由江路换海路的转换地，而且是全国电报、信息中心，因此，上海报刊确为全国报刊的领袖，上海议论常成全国舆论的先导。看那时候全国各地给汪康年等人写的信，除了夸赞报纸办得好以外，不是托购新报，托买新书，就是代觅新学人才，总之，对上海充满了无限的期望。
    戊戌政变后，维新派力量的集结地，由专制高压的北京，南移到清廷权力难以充分施展的上海，维新派利用这里的特殊环境，进行抗争。反对“己亥建储”就是抗争的表现。己亥年底，慈禧采纳荣禄的建议，建立大阿哥，预定庚子年元旦让光绪皇帝让位。消息传出，海内震动。各地维新派早已星散，积聚不起反抗的力量。这时，上海维新派投袂而起，表现出一种以一木独支大厦的大无畏气概。1900年1月26日，经元善联合蔡元培、章太炎等一千多人公电北京，反对建储，要求保护光绪。登高一呼，地动山摇。第二天，上海绅商又集会研究反对建储的具体办法，发出公启，呼吁全国工商各界奋起抗争。最后，慈禧太后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取消废立计划。
    谈戊戌维新与上海，不能不说到康有为、黄遵宪案件。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太后下令通缉作为维新精神领袖的康有为，要求抓到后立即就地正法。三天后，康有为逃到上海，在公共租界的庇护和护送下，躲过清政府的搜捕，转道香港，再避地海外。另一位维新名人黄遵宪在政变发生时，正滞留上海。清政府派兵围住他在租界的寓所，也被租界当局以种种理由保了下来，最后达成妥协，让黄返回广东老家。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上海租界这层关系，在康、黄的履历表上，其卒年很可能都是1898，“戊戌六君子”很可能是七君子或八君子，中国思想史上也就不可能再有《大同书》这一页了。
    康黄案件表明，在顽固派与维新派对峙的两极之间，上海租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很难给一确切名称的特殊地带。对于清政府来说，这里是权力控制薄弱点，对于维新派来说，这里是避难地、逋逃薮。这一特点的凸显，对于清末政治、文化走向的影响巨大，对于上海在中国独特地位的形成影响巨大。蔡元培有一段话，很能反映当时知识分子对这一特点的敏感认识：“盖自唯戊戌政变后，黄遵宪逗留上海，北京政府欲逮之而租界议会以保护国事犯自任，不果逮。自是人人视上海为北京政府权力所不能及之地。演说会之所以成立，《革命军》、《驳康有为政见书》之所以能出版，皆由于此”（蔡元培：《读章氏所作〈邹容传〉》，《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400页）。所谓“人人”云云，说明了这种看法的普遍性。
    正因为如此，戊戌政变以后，新派人物纷纷南下，蔡元培、张元济等都离开了北方。二十世纪初，上海成了新派人物的大本营。于是，在清末民初的近二十年中，上海与北京成为革新与守旧的两大基地。且看清末人的评论：“时人谓上海、北京为新旧两大鸿炉，入其中者，莫不被其熔化，斯诚精确之语。北京勿论矣，请言上海。自甲午后，有志之士咸集于上海一隅，披肝沥胆，慷慨激昂，一有举动，辄影响于全国，而政府亦为之震惊。故一切新事业亦莫不起点于上海，推行于内地。斯时之上海，为全国之所企望，直负有新中国模型之资格”（田光：《上海之今昔感》，《民立报》，1911年2月12日）。
    综合来说，上海对于戊戌维新来说，在甲午以前，是舆论先导；在运动当中，是宣传中心；在政变以后，则勉撑危局。戊戌政变的发生，使得上海在晚清政局中的独特地位更为突出，加速了上海成为全国进步文化中心的步伐。
    （作者：唐振常 李华兴 杨国强 熊月之 沈渭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