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类文字在汉学与宋学的家法之外别成一路，既不能以逻辑通，也不能以义理通，剩下来的只是些独断。独断不会产生说服力，其不为多数人喜欢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康有为的独断又是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并因之而耐得住读史之际的咀嚼。与“中体西用”之确然自信相比，他以西学解读孔夫子的心路之中其实已不再有足够的自信。牵强附会和穿凿独断的背后，正是中国自我形象破碎所留下的一片惶急与悲哀。二千年来儒生心目中的万世师表在西化中变成了素王和教主，随之而来的是儒学的异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老师陈旭麓先生说过：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新儒家（他说：十九世纪的新儒学为了变革而把西学引入孔学；二十世纪的新儒学则是面对欧风美雨的冲涮而苦苦固守本位文化）。
    当社会思想已经面临嬗蜕的时候，儒学的异化便不会是一种个别的现象。初版于戊戌年间的《天演论》以进化为国人启蒙，留下了长远的思想影响。但以当时而论，它最能震动人心的地方却在于“物竞天择”那一套道理。五十年来，民族矛盾的逼迫使忧时之士常常申论“势”与“理”。前者讲的是强弱和利害，后者讲的是善恶和是非。为势所抑的中国人始终在心里守护着理。然而“物竞天择”以天道和运会倡说强弱利害，遂使善恶是非一面不能不奄奄消歇。时人说：“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民报》第2号，《述候官严氏最近政见》）。后来随风远播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正是由物竞天择推演出来的一种认识。这个过程摧毁了儒学中的许多道理。严复在《天演论》自序中说：“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他自认是一个儒者，但经他改造过的进化论，却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精神上疏离了圣人之教，而后是二十世纪儒学的普遍衰弱。
    与制造思想的康有为、严复相比，“自梁启超、徐勤、欧榘甲主时务报、新知报，而异学之诐词、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于诡僻，不得谓之词章”（《长兴学记驳议》）。种种来自经史之外的东西移入笔端，以文字的魔力鼓荡一世，使人欢喜使人愁。这些从儒学中异化出来的文体为更新的思想创造了一种载器，此后的知识分子便一代比一代走得更远。
    戊戌维新与上海熊月之
    戊戌维新作为政治改革运动，中心在北京，作为思想启蒙运动，中心在上海。十九世纪末的上海，因其独特的政治格局，相对自由的文化环境，对维新思潮的酝酿，维新运动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变法运动失败后，上海在救援维新志士方面，在继续维新宣传方面，发挥了任何其他城市无可替代的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社会危机四伏，边疆危机，内战危机，财政危机，人才危机，生存危机。稍微留心国事的人都意识到，中国社会再也无法沿着原有的道路一成不变地走下去了。改良思潮因之而起。处在中国对外联系前沿和矛盾漩涡中的上海，对这一危机感觉特别敏锐。改良思潮在这里酝酿，改良思想从这里传播。
    上海知识分子关于变法的议论，可以上溯到五十年代。在1857年出版的上海第一份中文期刊《六合丛谈》上，松江人韩应陛写的《用强说》、王利宾即王韬写的《反用强说》，都是讨论变法问题的时论文章。六十年代，寓沪西人所办的《上海新报》、《教会新报》上，不时有议论时政、倡导变法的文章。冯桂芬在1861年所写的《校邠庐抗议》，系统地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设想，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他拟订的变法设计，诸如变官制、汰冗员、公黜陟、复乡职、制洋器、采西学、变科举、改会试、广取士、变捐例、兴水利、均赋税、收贫民等，在以后三十多年中，不断为其他启蒙思想家所征引、发挥，乃至到戊戌时期，光绪皇帝还曾命令将《校邠庐抗议》印刷给百官，作为变法参考书。冯桂芬思想中，最有时代意义的，是他对文化价值的认定，不以其来自何方、创自何人而定其价值，而以“善”为唯一标准，所谓“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这是在西方文化涌来之际，勇于吸外来文化，充满自信的相当健康的文化心态。正是从这一标准出发，他不顾时忌地提出，中国与西方相比，“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这四不如夷，囊括了中国与西方在人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距。这种不崇古、不鄙西、开明而健康的文化进取意识，在六十年中国，没有第二人。
    自七十年代到甲午以前，中国变法的呼声，大半由上海发出。集买办、文人、实业家于一身的郑观应，以其过人的眼识，由《救时揭要》而《易言》而《盛世危言》，呼吁变法持续二十多年。设在租界的《万国公报》与《申报》，由外国人经营，清朝政府管不着，变法论说连篇累牍。什么君主制不如君民共主，什么三权分立，什么《论西国自由之理相爱之情》，什么《论中国教育之法不及泰西》、《论中华祛弊变法必先以学校为本》、《开铁路有十利说》，议官制，批八股，论实业，应有尽有。那时，清政府对报刊宣传功能还懵里懵懂，还不晓得要制订新闻管制条例之类，因此，变法之议，刺耳之言，汩汩滔滔，流向全国。至于《万国公报》是如何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如何路过上海因购买《瀛寰志略》而生变法之思，谭嗣同如何向傅兰雅讨教西学，那早已为学术界耳熟能详。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康有为等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维新变法由书生议论发展为政治活动。此后，变法成为举国上下的中心议题，宣传变法的报刊、学会在各地竞相创办，上海最为突出。据统计，从1985年至1898年，维新派在全国创办了近40种报刊，其中27种在上海发行；全国先后成立过78个学会，其中有17个在上海。上海成了维新宣传中心。《时务报》从1897年第18册起，附有一个英文标题：The Chinese Progr-ess，意为“中国进步”，标示着她以整个中国作为自己的关怀对象。确实，此报发行量之大，影响之广，文体之新，在中国报刊史上，在中国启蒙运动史上，都竖起一座丰碑。经过她的有效宣传，精英思想成了社会舆论，变法成了时尚。难怪有人称《时务报》的创办“为中日战后维新百度之第一美政，足以昭示五洲万国而无愧”（王元稚致《时务报》馆，《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