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冕对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并不完全赞同，但这一段文字，却主要是在为作为通史的《史记》“论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叙远古，示将来”的撰述旨趣作辩护。这个辩护，恰恰反映出中唐时期一些史学家对于撰述通史的向往。
    要之，中唐史学出现重视撰述通史的趋势，乃是自南北朝以来、特别隋朝和盛唐以来史学发展的结果。至于中唐史家能够采用多种体裁来表现通史的撰述，也是跟魏晋南北朝以来史学的发展、尤其是跟他们对史书体裁有过一番争论和反思相联系的（30）。
    （三）这对中唐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影响最深远者首推《通典》。《通典》一书，不独在当时“大为士君子所称”，而且在后来史学的发展上，亦为不少史学家所继承和发扬。在这方面成就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马端临所著的348卷巨制《文献通考》。马端临说：
    唐杜歧公（按：杜佑封歧国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后宋白尝续其书，至周显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国朝通典》。然宋之书成而传习者少，魏尝属稿而未成书。今行于世者，独杜公之书耳。天宝以后盖缺焉。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31）。
    这一段话，把《通典》在史学上的成就及其在元初以前的影响，概括得很好。至于它在“节目之间，未为明备”，“去取之际，颇欠精审”，马端临也能从“时有古今，述有详略”的角度来看待。这是一种历史地、具有朴素辩证思想的认识。客观历史发展了，人们的认识能力也发展了，这是历代史学家不断深化对历史认识的必然趋势。后起的史学家倘能正确地说明和继承前人的成就，并补充自己对于历史的新认识，就能有所创新马端临即是如此。他在《文献通考序》中明确指出：其所著《文献通考》共分24门，其中1［门“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 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另有5门，“则《通典》元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 《文献通考》是一部巨著，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从马端临所说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通典》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启迪了他对《文献通考》的撰述。《通典》作为“十通”之首，它对后来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又如《高氏小史》，在北宋时有比较广泛的流传，故司马光曾说：“光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32）。正因为司马光接触《高氏小史》较早，所以“尝称其书，使学者观之”（33）。司马光撰《稽古录》和《资治通鉴》二书，都是通史，于此可见他的治史旨趣。他称道《高氏小史》，殊非偶然。南宋学者高似孙著《史略》一书，专立“通史”一目，其中著录者有《高氏小史》和姚康《统史》（34）。再如《通历》，北宋初年已有学者孙光宪续作，撰《续通历》5卷（一说10卷）， 后二书在流传中乃被人们合抄为一（35）。清代学者徐松说：“《通历》之书，录自正史，其淹贯博赡，固不足以方驾《通鉴》；惟梁武帝《通史》不传，史钞之存于今者，此书为最古”（36）。亦可见其重视程度。
    这些事实表明，中唐史家的通史著述对后来史学发展的影响，确为中国史学上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三史学家自我意识的增强
    盛唐时期，刘知几对史学和史学工作的反省（37），有些问题如关于史家“三长”和“直书”的评论，已明显地反映出史学家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这种发展到中唐时期又产生了新的变化，即史学家对于自身职责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趋向于更加自觉、更加深刻，且或多或少带有一些理性的成分，显示出史学家自我意识的增强，成为中唐史学发展的又一个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宜守中道，不忘其直”。宪宗元和八年（813年），韩愈任史馆修撰。有位刘秀才致书韩愈，希望他在历史撰述方面做出贡献，并对前代优秀史家吴兢等给予称赞。韩愈复书刘秀才，谈到他对史学工作的一些看法。其要点是：“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贬耶？”他举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直至本朝吴兢等为例，认为，“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也？”还有，“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乎？”等等（38）。这是一封情绪低沉的信，其中反映了韩愈对史学与社会之关系上的一些不正确看法。次年正月，韩愈好友柳宗元就此致书韩愈，诚恳地批评了他的这些看法。这就是著名的《与韩愈论史官书》一文（39）。
    在这封信中，柳宗元从唯物的观点出发，批评了“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的看法，而着重阐述了“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的思想。这就是说，坚守中庸的道德标准，但又不可丢掉史学家的正直精神。柳宗元认为：“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这是从一般任职来说的，它反映了柳宗元的人生态度及其对于仕宦的看法。根据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柳宗元进而提出：“退之（韩愈字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意即担心的不是什么天刑、人祸，而是放弃正直的精神从而失掉中庸的原则。在柳宗元看来，中道即中庸之道，不是可以不讲原则，放弃史学家的公正的立场。否则，“信人口语，每每异辞，日以滋久，则所云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沈没，且杂乱无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一个有抱负的史学家，怎能容忍唐代的那些有重大价值的史事被混淆、被沉没呢！通观此书，柳宗元以阐述“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的原则，而涉及到史学家的德行、勇气和对于社会的责任心等问题，较多地从理论上反映了史学家的强烈的自我意识。柳宗元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但他撰《非〈国语〉》、《封建论》、《天对》等文，证明他于史学尤其在史论方面，是有突出的见解的。从这一点来看，他的上述论点亦可视为史学家的一种思想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