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工具性和单向度的引进
    80年代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创新发展适逢改革开放、国际学术交流日益便捷的时代。但实际情形却是对西方史学理论引进和借鉴，并未帮助我们确立自己的价值原则和批评尺度。
    本来，学术的进步和发展，需要文化开放和思想交流。但西方史学理论的概念、范畴、体系都是针对它自身的研究对象，来自它们自己那个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系统，有着特定的适用范围。所以，当这些西方的学术概念和方法被移植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之中，首先会在理解和使用过程中出现辞语或论题的困窘。如“资产阶级”这一概念，中外学者就存在着理解的差异。加拿大学者陈志让教授指出，中国学者一般采用广义的定义，认为它包括自由职业者和中产阶级，而西方学者认为它一般只包括近代企业家（如工商业家、大金融家）。由此，“俗话说的‘东是东，西是西’，这两个双生子永远不会达成协议的”（注：陈志让：《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转引自章开沅：《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章开沅先生则认为，主要的困难并不在于这一概念的本身，难的是历史学家在对史事的具体解释中如何将这个概念用得准确贴切。因为“迄至现今，中外学者研究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一般仍以西方模式为依据。所谓西方，实指西欧”（注：章开沅：《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不过，最难的还是在这一引进和借鉴中，有些学者不仅将西方史学理论作为一个范式，而且也视为一面鉴别得失的镜子，所谓“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毕竟，80年代以后一些创新与西方学术的接轨，讨论的问题大都是海外发球，国内接球。如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的讨论，也是先由西方学者哈伯马斯用来研究西欧历史，探寻民主的起源及随后的社会结构转型。只是在1989年以后，一些西方学者将之运用到明清及民国历史的研究上，并影响到国内相关的学术研究。有所区别的是，在哈伯马斯看来，人们生活中公众领域的扩展只处于次要地位，关键在于与其同步扩展的公民权力。所以，他所关心的不仅是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不同，而且还有两者在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对立面中的地位。但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争论不休的一个焦点是近代中国是否出现过类似于近代西方那样的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注：朱英：《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作为一种近似对应或比附式的引进，所带来的问题还有：一方面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当史实与理论发生矛盾时，有些学者虽然认识到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但并未对西方模式的普遍性产生怀疑，而是把理论与事实的矛盾转化为事实本身的矛盾，用成熟不成熟、先进与落后、新与旧交错等方式予以解释（注：高寿仙语，转引自李向军：《理论反思与理论建构——黄宗智学术研究座谈会》，《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另一方面则是这些源自西方经验的研究模式，在引进过程中既与其原来文化脉络割裂，又没有和中国固有学术贯通，只作为一种分析的工具或描述的框架，因而难以从理论建构和价值原则的确立上推动研究的进展。如社会史的研究，王先明先生就认为：大量社会学理论、概念、术语、方法的引入，使旧有的史学理论体系陷入“失范”状态，而新的理论、概念、方法并没有经过科学的体系化的整合，新的“规范”并没有形成。在社会史理论框架上也大体移植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把社会历史纳入“社会学”的架构中，使动态发展的纵向性的社会历史变成了横断面的历史上的社会。社会史正逐步成为社会学的历史投影这一事实表明社会史正远离史学而趋近于历史社会学（注：王先明：《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5期。）。
    六、结论
    就现在所处的世纪末回首来看，80年代至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创新发展已近20年，时间几与建国后至“文革”前相等。但两个时代比较起来，却让人不能不感到，建国以后的研究虽在具体的论述中多有偏狭和扭曲，但总体上却虎虎而有活力，不失思想和精神上的明确主题；80年代以后的研究，虽然具体研究日趋精致和缜密，但总体上却索寞乏气，难有力作和巨著问世。因此，建国后颇有大家，影响至今犹存；而今天则只有专家，各领风骚三五年。所以，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确立创新的意义。本文认为：
    首先，创新应确立自己发展的宗旨。本来，历史学作为人类自身认识的一种知识活动，最高的价值当然是全面、完整、准确地再现人类活动的轨迹。它不仅仅是对具体史事，即历史形式或外在真相的探求，而且还应力求对历史中的精神价值，即人类文化和宇宙中创造性转变最终根源的理解。因此，创新也就不应只是简单意义上的领域和方法的转换，而是学术思想的拓展和扩大——借用陈寅恪先生的话，亦即：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转移一时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其次，创新还应建构自己的总体理论。历史作为一个客观发展的进程，各个环节和层面都是统一和同一的。历史学也就不应局限于支离破碎的研究程式，将整体的历史人为地区分为一个个彼此独立的碎片加以分析。事实上，一些细小和偶发的事件在历史过程中很少重复，如果过分夸大它的研究意义，那么就难以从快速变动的发展中辨别和理解历史的自在秩序和规律，由此，当然也就难以进行如司马迁那样的“伟大叙述”（grand narrative）或“巨匠叙述”（master narrative）。
    再次，创新也需要多方位的批评和争辩。皆竟，学术乃千秋之事，百年而后方可论其升降。一个时期，即使真正创新迭见，大家辈出，对它的赞扬和褒奖也该由后人来做，而批评则应由同时代的人来进行。因为，历史学作为人类追求真理的一个自主的知识活动，批评和争辩的意义在于强化史学自身的道德基础，提出相应的原则和规范，扩展整个学科的知识视野和提升思想境界。就此，梁启超先生说：批评史书者，而史学赖以建设也。在这个意义上，不间断地追问、质询和冷静而有条理地怀疑和批评，就是未来创新能够确定自己发展真实意义的前提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