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两种认识方式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方以智，故兼容并包，赅备无遗，力求全面；后者圆而神，故有抉择，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力求深刻。在具体的研究中，对不同的研究者来说，二者处于不同的学术层次，也不能互相替代。尤其是在辩证思维看来，“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人们认识活动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两极，既矛盾又统一，在实践中难以分离。因此，即使是非常具体的研究，理论的作用都是使认识犹如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虽充满着曲折和反复，却是不断向更高层次的迈进。章学诚说：“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注：《答客问》，载《文史通义新编·内篇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因此，在具体的实践中，二者的分离所导致的矛盾就体现在既欲客观地认识历史，又不准备开掘其内在的逻辑性。既强调研究的丰富和生动性，又不使之具有思想的灵魂；既倡言全面开掘新的历史领域，却又没有重建多元的包容和涵盖性。因此，这一时期创新的发展在理论探讨上未能有更多的投入，因而也就没有相应的理论收获。对此，有的学者指出：80年代末兴起的社会史研究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理论研究却显得冷清寥落。“不仅无有专著面世，甚至有关宏观体系方面的文章也不多见”（注：王先明：《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5期。）。这种困窘，当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毕竟，“将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这个口号，其实质要求除了各式各样专史和专题研究，以及那些以往很少有人问津的鼎足之下的边缘地带或空白区域，还应包括对理论更深入的探讨。否则，只能穷目局部，而不能高屋建瓴，岂不是又一种新的片面和狭隘？
    四、研究细碎的趋势
    不过，学术发展史上也曾有某一特定时期只关注具体问题的研究，乃至一字一辞的考辨，思想上虽无多大的建树，但在学术上却有相当的进展。如清代乾嘉学派，明确主张治学应详考其实，直叙其事。王鸣盛说：“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注：《“史评类”总序》，《四库总目提要》卷88。）但另一方面，这一学派在价值取向上却又十分明确。钱大昕就曾指出，治史有不以措笔者，还应主要致力于明道、经世、阐幽、正俗，“然后羽翼经史而传之天下”（注：钱大昕：《与友人论学人》，《潜研堂文集》卷3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07页。）。所以，他们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在搜剔遗逸、考订异同，即那些极为细碎的研究中，仍能决断取法，自成一家。
    由此反观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创新发展，相应的价值取向却日益模糊。尤其是随着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种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引进，一些新研究领域——人口史、租界史、土匪史、灾荒史、帮会史、团体史、心态史得到了开拓。但与此同时，学者们矢志以求的已不是从各个层次、各个角度、各种方法对一个共同历史主题进行探讨，而是从各自的兴趣和知识结构展开自己的研究。尽管在一些问题上有时也能声应气和，形成一定的讨论氛围，但由于大都局限于一些具体的研究或枝节的考核，基本认识上则缺乏相应的突破。以洋务运动为例，虽然新的研究者已将其视为一个与区域社会文化环境存在着深刻、内在的契合和冲突的社会、文化行为，并体现为最新进展的区域社会环境研究，但在实践中部分学者仍然没有摆脱传统政治史、事件史的套路，存在着就事论事、划线定性的简单化弊端，缺乏整体社会研究的视野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区域社会环境的研究仍然只是看重大环境（政治、制度），而对社会环境的广泛层面（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习俗、心态）缺乏完整的把握和足够的重视（注：涂文学：《第六届全国洋务运动史讨论会述评》，《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
    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重在领域开拓、空白填补的创新，又呈现某种碎化的趋势。对于80年代末逐步形成规模的社会史研究，有的学者指出，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琐碎、重复，把历史分割太细的问题”（注：冯尔康：《深化与拓宽》，《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或许，一些所谓新开辟的专题和专史研究，只不过是以往研究的重复。有些所谓的填补空白，可能就是将原来已经清楚的史事，换一个角度再说一遍。更有等而下之的，则完全沦为媚俗和对历史轶闻的猎奇。当然，其中最应注意的，还是研究领域细碎，选题狭小，而未能形成共同话题，以及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流派。它对学术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正如刘昶所言：这种各打各的锣、各敲各的鼓的状况，会导致人们在撰写学术著作时不注意去说明学术界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而“由于缺少对话和辩论，不注重对以往学术成就的批评总结，整个研究就难以形成一些争论焦点以推进研究的深入”（注：《对话、交流与借鉴》，《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2期。）。
    刘知几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内容主要为那些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事件和人物；倘若专访州闾细事，街巷琐言，“其事非要，其言不经”（注：《书事》，载《史通通释》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30页。）。当然，在今天的学术观点看来，刘知几将历史研究限制得过于狭窄。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探索人类过去的所有存在形式和内容，一切人类过去的行为和思想，大到各民族之兴衰，小到一个平凡人物的习惯和情感，都应囊括在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内，但并不意味着不要对历史进行总体把握的思想意识。否则，历史广袤无穷，要想事无巨细、无休止地区分和细化研究的课题，历史学就会成为一种考古学，学者们也就只能自说自话，最终只能不留任何痕迹地消失在事件的个别性、差异性和偶然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