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扭转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纠正了此前的“左”的错误，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中国从此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此后20年来，中国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面貌。历史学也不例外。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近20年来历史学的发展，并不仅仅表现在研究著作和人才等方面的量的增加上，而更表现在它的深层次的变化上，也就是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本身的变化上。
    一
    历史学，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有其自身的特性、学科要求和发展规律。正是这些使它与其他学科区分开而成为历史学。历史学的发展表明：一方面，它的学科特性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有一个不断显现和演化的过程。这往往是通过无数的历史学家的实践逐渐地被人们意识到的。另一方面，历史学的发展归根到底总是要求按照它的学科特性和发展规律来进行。从长期的发展过程来看，如果历史学的学科特性得到尊重，它的自身发展规律得到遵守，它的发展就顺当，就迅速；反之亦然。如果拿国际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可以看到，大致从19世纪以来，历史学的特性正是在众多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争论和实践中间不断地发展着。从历史学努力向自然科学和精确科学看齐，到努力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区分开，再到努力探索历史学作为人文科学的特性，无不反映了这点。这个过程还在继续之中。这既说明，历史学由于其认识主体的突出作用等特点，而使它的学科特性比起一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更难于识别；另方面也说明，历史学总是在不断地按照自身的特性和学科要求发展演化的，尽管这个过程可能充满曲折和反复。
    现在回到近20年来的中国历史学。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主要特点，那就是20年来中国历史学正在不断探索自身的学科特性和要求，并努力按照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来发展自己。这是对在此之前中国历史学在“左”的思潮影响下走过的弯路，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拨乱反正和反思。事情十分清楚，“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影射史学”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过去受“左”的影响的发展结果。所谓“影射史学”已经完全丧失了历史学的性质，而沦为当前政治漩涡的附庸和工具。这实际上就是取消了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存在。因而，在新时期开始以后，历史学在拨乱反正和以后的发展中，首先就需要总结过去违背历史学本身发展规律的教训，而重新回归自身。这并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在新的条件下的更高层次上的回归，也就是对历史学特性的新的探索和追求。
    这方面的重要表现就是对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任何一门真正独立的科学学科必然会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否则它就不是独立的，至少是不完全独立的。过去，主要是受苏联历史学的影响，普遍存在一种误解，以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学的全部理论，除此之外，历史学再无自己的理论方法论。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无疑是指导我国历史学的指导理论，但指导并不是替代。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层次的理论，可以指导各门社会人文科学，但并不能也不需要替代各门具体科学自身的理论。对历史学同样也是如此。而历史如果不去努力探讨自身的理论方法论，就很难进行本身的学科建设。
    80年代时，正确认清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学本身理论的关系，努力探讨历史学自身理论方法论的问题，已明确地提了出来。如1983 年第3期《世界历史》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明确指出：“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然，一种新观点的提出不可能很快就被大家所接受，但总的看来，自那时以后，需要探讨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史学家们的重视。这从对许多具体的史学理论问题的热烈探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理论问题一直是重视的。在五六十年代，围绕许多理论问题，在史学界展开了争论。但总的说来，当时主要争论的是关于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涉及历史学本身的理论问题并不多。如当时展开争论的理论问题有：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五朵金花”（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社会形态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讨论活跃了学术气氛，提高了理论兴趣，推动了学术研究，虽然大多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还是有其作用的。其中许多问题在新时期依然引起了史学家们的继续争论。然而，这些问题终究不涉及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诚然，在五六十年代也并非完全没有涉及与历史学自身有关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如有名的“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的口号之争，“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问题以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之争。但这些问题的争论往往受到当时“左”的思潮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并不能很好地与历史学自身的建设和需求自然地结合起来。再则，当时也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要探讨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