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情形就不同了。史学理论的讨论很是活跃，成了史学界的一大热点。除了继续讨论社会形态、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历史过程中的理论问题，以及诸如历史创造者等新提出的历史理论问题以外，很多讨论的问题都是与历史学本身的理论方法论有关的。下面举些例子。
    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和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就是讨论很多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两个问题被彻底搞乱了。因此，在拨乱反正中学者们对“影射史学”进行批判，并进而对“厚今薄古”、“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口号提出质疑。如有学者反对“借古喻今”，认为应该科学地解释历史，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并认为“厚今薄古”的提法也不妥当，因为古代史研究如果能取得科学成果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注：孙叔平：《谈谈解放以来史学界的某些口号》，《群众论坛》1981年第2期。）。然而， 学者们很快就从“拨乱反正”进入对这两个问题的正面讨论。很多学者发表了论文，从各个角度加以阐述。如刘大年强调要从历史角度阐述社会主义的前途（注：刘大年：《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原文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孙思白强调不能混淆历史研究和现实生活，但两者彼此之间互有作用：历史可为现实提供借鉴；现实可以加深对历史的认识（注：孙思白：《试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1984年11月， 在武汉举行了第一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会议讨论的主题之一即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与会者就历史与历史学的关系、对现实的理解、历史研究与时代需求、历史学如何为现实服务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和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因为，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就是指它在现实中发挥的作用，指它的现实意义，只是更多地从历史学本身出发来考虑问题。在80年代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如下一些问题。一是历史学在当前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社会功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般来说，这方面的分歧不大。1985年12月，《光明日报》社召开了在京部分史学工作者座谈会，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与会者都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学必须努力满足时代提出的要求，注意发挥好自己的社会功能。二是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有哪些，如何才能发挥好这些功能，以及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它的科学功能的关系。围绕这些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也反映出不同的意见。如有的强调历史学的教育作用（注：白寿彝：《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有的阐述历史学功能的变迁（注：刘志琴：《史学功能的变迁》，《光明日报》1985年9月18日。）， 有的则从不同群体对历史学的需求区分它的社会功能（注：茅海建：《史学危机与史学功能》，《光明日报》1986年3月5日。），有的认为历史学社会功能的实现是潜移默化的，不能立竿见影（注：张国刚：《“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史学的社会功能及其实现条件》，《光明日报》1986年3月19日。）等等。就历史学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而言， 有的强调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同（注：李祖德：《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光明日报》1986年1月8日。）。有的指出，历史学的社会价值是学术价值发挥的表现形式（注：瞿林东：《社会价值是学术价值发挥的表现形式》，《光明日报》1986年1月8日。）。还有的学者提出，历史学可分为基础史学和应用史学，后者是为了直接满足现实社会需要的研究（注：蒋大椿：《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1期。）。 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这样的划分（注：赵轶峰：《应用史学的提法有待商榷》，《安徽史学》1986 年第4期。）。三是有关历史学现状的讨论。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发挥得如何往往与它的状况有关。有些学者认为，历史学未能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是由于它本身存在的缺陷。更有些学者尖锐地提出存在“史学危机”的问题。围绕“史学危机”的问题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赞成者和反对者皆有之。这场讨论虽然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但它触及历史学存在的种种缺陷和不足，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要求革新的愿望和学术上勇于创新的精神。《历史研究》杂志发表《编者的话》指出：“围绕着‘史学危机’的种种议论，正是要求我们的史学从主要研究革命、研究政治转向研究整个社会，以便充分有效地为‘四化’服务，因此应当重视。”（注：《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进入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历史学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挑战。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变化，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展历史学？学者们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注：《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4期。）。这实际上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关于“史学危机”和历史学功能问题讨论的继续。商品大潮的冲击虽然使历史学面临“不景气”的现象，如史学研究得不到明显的经济效益，史学工作者物质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不理想，一些人产生心理不平衡等等，但在讨论中主要的意见是，历史学的存在价值在于它本身固有的功能。不管是不是市场经济，历史学总会发挥它的功能。问题是历史学的功能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有些功能在一段时期得到充分展开，有些功能则可能处于潜在状态。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研究，采取措施努力开发处于潜在状态的功能。但要注意的是，绝不可以去开发史学本身不具有的功能。过去有时把史学不具有的功能强加给它。这或许可以造成表面上的一时繁荣，实际是对史学的伤害。因此，“合理地开发史学潜在的功能，这是史学的致用和发展的一条康庄大道”（注：刘家和、陈启能：《几点看法》，《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4期。）。 有学者指出：“高度发达充分发展的专业分工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历史学进一步回到自身中来，就是对市场经济时代的最大适应。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的适应，看来都有悖史学的本性。”（注：王学典：《向内转：市场经济背景下历史学的应有选择》，《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有学者认为，史学必须自律、 自觉于学术性，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这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佳选择，也才能使它的“入世”功能得到切实的、真正的体现（注：张晓校：《简论当代中国史学的自律与自觉》，《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