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本来是由人的活动，主要是社会活动构成的。历史学理应以人的一切活动，包括他的内心活动为研究领域，以整个社会的所有方面为研究对象。任何人为的割裂都是不利于历史学的正常发展的。自然，人的活动和社会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因此，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也会随之变化。但这是符合学科发展的自然的变化，不是人为的扭曲和限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使历史学开始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两个凡是”的束缚，纠正过去的人为的扭曲和限制，使研究领域极大地拓宽，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并且使历史学加强与邻近学科的融合和渗透，从而恢复和开辟了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如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史学史、中外关系史、妇女史、家庭史，以及史学理论、计量史学、心态史等等。不论在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考古学，还是在世界史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发展，研究面貌有了巨大的变化，绝非过去狭隘的古板的情况可比。总之，整个历史学研究业已逐渐朝着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科建设需要的正常方向前进。尽管应该看到，这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长期养成的习惯力量和各种阻力依然十分强大，而且发展也不平衡，各个领域和分支学科取得的进展参差不齐，但是总的说来，这种健康的发展势头不仅是不可阻挡的，而且在20年来的发展中已经取得了令人信服的不可抹杀的成就。
    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详尽地阐述这方面的变化，下面仅以文化史为例加以说明。选取文化史为例并非偶然，因为它比较容易说明问题。第一，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文化遗产无比辉煌；进入20世纪以后，在五四时期和30年代都出现过文化研究的热潮，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却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内，文化研究几乎无声无息，处于偃旗息鼓的可悲状态。据不完全统计，自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于1921年问世至1982年，有关中国文化的综合性著作计有134种， 其中建国前出版的有46种，港台出版的有54种，外国学者撰写的有32种，建国后大陆出版的仅有2种。也就是说，从1949年到1981年， 大陆仅出版了2种有关文化史的综合性著作， 即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而且严格说来，这两部书还不是综合论述中国文化的。前者偏重文献评介，后者侧重论述审美意识的发展（注：参见刘志琴：《中国文化史》，载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19页； 刘志琴：《文化反思--中国文化大发展的序幕》，《走向未来》总第3期。）。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根结底主要是那种“左”的把人类丰富复杂的历史简单地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的狭隘观点。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去详细分析这个问题，只是需要指出，这种状况显然是和历史学的正常发展相违背的，是完全扭曲了历史学的学科特性的。第二，我们并不否认，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无疑是重要的发展动力，但无论如何把人类全部文明史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史，排除一切影响历史发展的文化因素，否认人类历史中丰富的文化内涵，这种简单化、绝对化的做法显然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而且是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因此，文化史的兴起正可以有力地说明历史学要求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学科特性的努力，要求按照自身学科建设的需要和规律发展自己的愿望。
    文化史的兴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显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拨乱反正和对过去“左”的错误的纠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确立，以及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到来。除此之外，还应看到一点，即文化史的兴起也是历史学本身学科建设和健康发展的需要。人类历史在任何时候都是离不开文化的内容的，反映人类历史的历史学也理应包含文化的内容。被人为地剥夺文化内容的历史学终究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它不符合实际也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因而，历史的文化内容总是会顽强地通过各种途径表现出来。在历史学被剥夺这种可能的时候，它会通过诸如民间传说、历史小说、通俗文艺等种种渠道来表现自己，然而这些渠道终究缺乏历史学所具有的综合的、理性的和权威的性质。因此，历史学必须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必须全面地反映客观历史，以恢复自身的正常发展和满足人们的需要。文化史的兴起正是反映了这种客观需要。
    颇能说明问题的是，80年代初，当客观环境发生根本变化时，文化史就迫不及待地自发地兴起。它不是出于某个机构或领导人的指令或号召，也不是由于行政的干预或组织。这种自发性恰恰说明，文化史的兴起是由于生活的需要，是出于对过去不正常状况的反感和纠正，也是历史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还可以说明这点的是，文化史的兴起不是孤立的，而是当时兴起的“文化热”的一部分。“文化热”的涵盖面很广，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大众文化等等。这是社会各界的文化反思、文化思考和文化研究，实际上是通过探索文化的兴衰来总结和思考中国的历史发展，其意义不应小视。
    1982年12月，在上海举行了“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这是建国后专门讨论文化史的第一次学术会议。在这之后，有关文化史的讨论会在1984年、1986年，在郑州、上海、北京、青岛、杭州等地分别举行。《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不仅发表了许许多多的有关文章，还组织了讨论或开辟了专栏。一批文化史研究专刊或丛书纷纷问世，如《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专辑》、《中国文化史丛书》等。学术专著也相继问世。
    总之，文化史自兴起以后，至今不衰，虽然中间有所起伏，但总的说来，有关的著述层出不穷，讨论的问题既广又深，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发展势头始终未减。从研究领域来说，文化史涉及的面已相当广泛，纵向上从古至今，横向上不仅包含传统的文献典籍、文化传统、文化制度和各代学人的思想研究等内容，而且包括社会生活风尚、大众生活方式，以及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茶文化、商业文化、旅游文化、地域文化、科学文化等等。从讨论的问题来说，也是不胜枚举。较大的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东西方文化比较”、“儒学和新儒学评述”、“中西体用问题”等等，小的专业性问题的讨论更是不计其数。此外，还有关于文化与经济、政治、哲学、科学、人生、生态、心态等关系方面的许多理论问题的讨论。关于文化史的性质、学科建设和今后发展等问题，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些情况足以说明历史学在新时期的深刻变化，说明它对自己学科特性的回归，并正在努力按照社会的需要和自身学科建设的需要不断发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