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有统一的、固定的共同标准，而不能随着政治需要而随意变换标准。表扬或批评某个历史人物，或某些历史人物的某些方面，这和当前的政治任务是相关的，但是各个历史人物所应得的评价决不会随着政治任务的变化而变化。那种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没有什么客观标准，说好说坏只是由于某种政治需要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注：《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与当时政治生活中一以阶级分析作为万能工具相对应，学术界在讨论怎样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自然要受这种观点的影响。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任何个人的活动，都受到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和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制约与规定。因此，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应该而且必须对他们进行阶级分析。
    有的学者认为，判断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出身、家庭无疑是应该着重考察的一个方面，但不是主要的或者说决定一切的方面。阶级分析不是唯成份论，不能以阶级成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否则，便极容易否定中国历史上一切卓越的历史人物，造成民族虚无主义，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几乎只有统治阶级的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对社会进步有过积极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等差不多都属于剥削阶级。（注：吴晗：《论历史人物评价》，196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
    就理论而言，人们都承认历史人物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在研究中究竟如何看待和分析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则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只有把历史人物的活动放到全部历史发展的进程里考察，不仅跟前代比，也要跟后代比，才能作出全面的、公正的评价。判断历史人物的历史功绩，一般是指历史人物提供了前辈们所没有提供的东西；而分析其局限性，则一般是指历史人物没有做到他们的后辈所能够做到的事情。指出某些历史人物的活动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东西，实际上是已经站在较高的境界来评价那些前辈的活动的不足和局限性。因此，评价这些历史人物的局限和不足，又必须和他们的后辈所提供的新的东西进行比较，否则便很难看明白他们的贡献和不足。
    在怎样处理历史人物的政治活动与他们个人的道德品质、政治操守以及私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从政治措施、政治作用出发，而不应该从私生活方面出发，也就是应以政治作为衡量历史人物的尺度。个人生活、作风等问题虽然对评价这些历史人物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是次要的、个别的，不是评价他们历史功绩的唯一标准。还有的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当然应该以他们的政治实践为价值尺度，但是这并不排斥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个人品质和个性的估计。历史人物的个人品质和个性是从属性的东西，必须结合历史人物的社会地位、阶级性来进行考察。当然也应该注意回避中国传统道德观对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消极影响。（注：吴泽、谢天佑：《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若干理论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1期。）
    “文革”前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际评价，都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只是到了“文革”十年，才完全走上了以政治为中心，与学术全然无关的歧途。
    二、从拨乱反正到初步繁荣
    1976年“文革”结束后，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开始步入正轨，学者们突破长期以来的极左思潮的束缚，开始纠正形而上学和教条化、简单化的偏向，力求用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研究历史人物，学术空气日趋活跃，研究工作不断有新的进展，成果也开始增多。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问题，是历史人物研究的指南。因此，史学界在批判“四人帮”影射史学的同时，迅即在历史人物研究的理论问题上再次展开争鸣。
    鉴于“文革”的教训，史学界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观念进行了反思，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属性的分析是完全必要的，但以往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时往往存在着形而上学的倾向，更多地是用贴阶级标签的简单办法代替具体而深入的阶级分析，其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一是把历史人物的阶级性与历史性的分析对立起来，实际上形成了“以瑜掩瑕”或“以瑕掩瑜”的现象，从而把历史人物的评价推向两个极端；二是把阶级分析简单化，这主要表现为忽视对中间阶层、集团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的史学方法与史学思想不断传入中国，在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下，有的研究者主张在研究历史人物时，不仅要注意分析他们成长的时代和各种政治条件，研究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所做的大事，而且还应当注意运用在西方史学中已经证明是有意义的一些现代科学方法，诸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现代遗传学的方法和理念、现代人才学、历史心理学的理论等等，来研究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如个人性格、威信、心理、个人素质等等。因为在历史事变中领导人物的个人性格这一个别原因往往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个人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进程，局部地改变历史发展的面目。（注：史苏苑：《关于历史人物评价五题》，《史学月刊》1982年第5期。）有的研究者指出，应当具体地剖析历史人物个人生活特点和品质对历史进程所发生的影响。这是因为，历史人物的思想、观点可以对历史进程发生重大的作用；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政治能力是阶级力量对比的一个因素；他们的威望在历史进程中也会起到某些微妙的作用；甚至历史人物的年龄变化、心理特征，以及其他诸如疾病等因素也都可能成为改变历史某个面貌的某些因素。（注：余志森：《研究历史人物不可忽视各人特点》，1984年10月15日《文汇报》。）有的研究者说得更明白，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其阶级性，更重要的还要看个人素质。一个人的个人素质，是由许多条件构成的，如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家庭教养、传统道德观念和知识文化素质等等。（注：简修炜：《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理论问题》，《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
    有的学者提出研究历史人物应当重视历史人物发展成长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不是笼统地谈论历史人物有几分好、几分坏，而应就历史人物一生大节，根据其历史活动的不同性质，分为不同阶段，结合该人所处的历史大势及具体时间、地点、条件等，逐段去评论其功过是非。（注：降大任：《评价历史人物宜用“阶段论”》，1983年6月29日《光明日报》。）每一个历史人物，不管他多么伟大，其思想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都应该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研究历史人物，就应当把历史人物思想发展的过程，分析得比较细致一些，才能符合或接近历史的实际。（注：彭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