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共党史上的一些著名历史人物如李大钊、邓中夏、方志敏、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研究得也比较充分，许多年谱、专著、传记的出版，使一些原先比较模糊的历史问题得到澄清，尤其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编写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年谱、传记，利用了大量不为一般著者所得寓目的档案资料，不仅丰富了中共党史的研究，也为历史人物研究开辟了新的资料来源。
    80年代，史学界对许多先前蒙受冤屈的中共党史上的著名人物甚至是领袖人物，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像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李立三、项英、叶挺、彭德怀等，经过史学工作者的努力，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历史的真相。
    关于陈独秀的研究，多年来禁区特多。80年代，学者们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尽可能地为陈独秀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诸如大革命失败的问题，改变了过去把一切责任归于陈独秀主义的观点，指出陈独秀的错误有相当多的内容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陈独秀只是这种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在陈独秀托派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应该把陈独秀转向托派之后与中共党内的分歧视为革命阵营内部在如何推翻国民党统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不应该定为“反革命”的性质。因为他始终没有放弃反帝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立场。他还多次拒绝国民党的反共拉拢，保持了革命者的气节。对于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许多学者给予很高的评价，以为他之所以在晚年抛弃斯大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是因为他已经理智地认识到这种模式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注：唐宝林：《近十年对陈独秀的评价》，《群言》1989年第9期。）对于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两大口号，更是受到学者们的高度推崇。
    对于瞿秋白，丁宁和的《瞿秋白思想研究》从各个方面系统研究了瞿秋白的贡献，指出瞿秋白最早论述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最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宇宙观和方法论”，并强调它的实践性；最早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又最早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最早重视农民问题；最早重视武装斗争和创造革命军队；最早提出发动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最早支持毛泽东发动农民运动。如果说丁著的重点在于剖析瞿秋白的思想贡献，而陈铁健的《瞿秋白传》及他的一些研究瞿秋白的单篇论文则更多地从辨诬的层面揭示瞿秋白文人从政的内在苦闷与心曲。尤其是他对瞿秋白《多余的话》的分析，不仅在学术上为瞿秋白的这篇有争议的文献寻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为中央专案组重评瞿秋白提供了学术基础。
    近代中国是近代世界的一部分，在近代中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差不多都能找到国际背景，因此如何评估近代以来那些来华的外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近代史学界除了个别历史人物外，几乎均予以否定。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近代以来的来华外国人也能够比较心平气和地重新评估他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贡献，对于他们的历史地位给予恰如其分的估计。像李提摩太、古德诺、端纳、马歇尔、史迪威、赫尔利、司徒雷登等，都有不少论文或专著论述他们的生平与活动。
    共产国际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共产国际有关，即便是国民党的发展也与共产国际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80年代以来，鲍罗廷、维经斯基、马林等也都有人进行研究。
    中国革命得到国际社会一切具有正义感的友好人士的大力支持。对于这些友好人士，如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路易·艾黎等，80年代以来也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研究他们的学术机构和团体。
    此外，对于曾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的历史人物，如王明、张国焘、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研究也在80年代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说“好”一切都好，说“坏”一切都坏的形而上学倾向，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
    比如王明，由于过去过分强调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王明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似乎终其一生也没有给党和人民做过一件好事。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可以说是在对王明的研究上有了新的进展或者说突破。学者们根据充分的史料认为，王明在抗战时期确有右倾错误，但也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起草了一系列重要宣言和指示信，对中共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以及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及长江局的工作，学者们认为也应该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研究，肯定他对南方党和新四军的工作也都提出过有益的建议。至于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许多学者认为只是认识问题，上升不到“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问题，因为他是主张积极抗日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也是深厚的。（注：黄烨、舒励：《中国现代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内蒙古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瞿超：《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讨论观点综述》，《社科信息》（江苏）1988年第9期。）
    对于林彪，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用倒算账的办法将其历史一笔抹煞，要坚持两点论，一是肯定他在“文革”中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二是不能因为第一点而随意贬乏他以前所做过的事情。应该充分承认林彪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员战将，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确实做过许多贡献。
    至于国民党方面的一些领袖人物，在80年代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首先是蒋介石家族的人物传记的出版呈现活跃之势。这些著作对蒋介石一生的历史作了较为全面、完整的叙述，并把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置于近代中国诸多国内外矛盾冲突的大背景下，历史地客观地考察其言行，评价也相对说来比较公允。
    关于国民党人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本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题目，但是多年来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事实上，当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人是这一时期宣传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他们为中国人民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个伟大的学说提供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材料。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分子如胡汉民、戴季陶、李烈钧、龙云、陈英士、林云陔、朱执信、商震、宋哲元、张治中等，是当时中国思想界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十分活跃的人物。他们主编的《建设》、《星期评论》、《觉悟》等都是当时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但是一些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论著则对此或几笔带过，或极力贬低，或干脆避而不谈。80年代，有多篇论文或专著专门探讨这个问题，从而使国民党人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的关系得到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