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上曾经对中国共产党比较友好或对中华民族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国民党左派和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80年代的研究也比较充分。像于右任、廖仲恺、何香凝、宋庆龄、李宗仁、邓演达、蔡元培、陈友仁、彭泽民等，对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等，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实业界人士如黄炎培、晏阳初、阎宝航等，都有不少传记出版。
    即便是那些对中共不太友好的国民党人，如宋美龄、孔祥熙、何应钦、宋子文、胡宗南、陈布雷，甚至一些帮会中的人物如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也都有不少论文或传记论述他们在近代历史上的活动情形及应有的地位。
    在思想文化史方面，1979-1989年的研究，已经远远突破先前只研究一些主要的正面历史人物，而将许多次要或反面的历史人物弃而不理的倾向，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关注的历史人物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过去没有或很少研究的历史人物，如曾国藩、郭嵩焘、王国维、刘师培、黄侃等，都开始为研究者所重视。对于历史上因反对过鲁迅或其他进步人士而被一度误解或委屈的文化历史人物，80年代中国史学界也做过不少实事求是的研究工作，像林语堂因曾与鲁迅论战过，多年来得不到公正的评价，80年代开始有文章表彰他不仅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而且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至于曾经与陈独秀等《新青年》派进行过激烈论争的杜亚泉，在过去几十年更是被一概否定，几乎非专业的近代史工作者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杜的情况。80年代开始有学者郑重介绍杜亚泉在传播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比较公平地分析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为杜之所以在文化问题上沦为一个落伍者，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在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时候，光讲科学知识，未讲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未讲科学的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未讲科学的思想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造成他与陈独秀等《新青年》派的分野。
    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向为学者所重视。在1977-1989年的十多年间，在综合性的传记方面有所突破，学者们利用集体的力量，编辑了一些有价值的综合传记。如《清代人物传稿》、《民国人物传》、《民国高级将领列传》、《黄埔军校名人传略》、《中共党史人物传》、《革命烈士传》以及各种名人录、历史人物大辞典等等，应该说各有不同的参考价值。
    在个案的历史人物传方面，这十年的成果也很值得重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现象是人们开始用新的方法、新的视角来尝试写作传记。这些传记作品大都能够注意将传主的思想与实践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摆脱了以往评论历史人物的简单模式，而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多角度多层次剖析历史人物，刻意追求公正，力求忠实于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即使是对那些基本否定的历史人物，学者们也更愿意坚持具体分析，尽量肯定其值得肯定的方面。对于那些有着重大争议的历史人物和问题，学术界也适时展开了有益的讨论和争鸣。如对蔡锷的功过、宋教仁对民国初年政治的影响、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及其功过、虞洽卿的阶级属性等问题，都曾引起不少学者的讨论。
    三、繁荣中的问题
    90年代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面较80年代更加广泛，深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许多过去不曾被学者关注的历史人物已经引起大家的重视，历史人物传记的出版也远比过去丰富多彩。在80年代中国近代史领域，现代化的研究逐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到了90年代便开始出现一些从“现代化”的立场上重估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论文和专著。
    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重观近代中国的历史，许多问题似乎都值得提出来重新研究。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在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方面，自80年代中期以来，分歧越来越大。
    关于近代早期的历史人物，争议最大的莫过于鸦片战争中的历史人物。诸如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内部是否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究竟是不是林则徐促使道光皇帝下令严禁鸦片贸易？琦善是不是卖国贼？他有没有陷害过林则徐？关天培之死与虎门战败是不是琦善的过错？尤其是在关于林则徐的评价问题上，研究者们更是莫衷一是。
    作为近代早期的历史人物，林则徐身上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他一方面主张对外抵抗，反对侵略，但是另一方面正如蒋廷黻早在30年代就指责过的那样，林则徐“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6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贯沿用的坏人当道、好人遭厄的“忠奸模式”不能解释鸦片战争的必然失败，否则“正是让‘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9-25页。）
    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况在于，中国总是被侵略，因此从道义上看，中国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而西方列强总是非正义的侵略者。晚清以来的官绅阶层和20世纪的一些知识分子，便往往以此为理由把肯定西方和检讨本国弱点或错误的言论视为大逆不道。出现这种思想的背景主要在于，评价者忘记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任务，除了反对侵略，争取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外，还有一个如何使中国尽快走向现代化的任务。而中国如欲走向现代化，就要学习外来的先进文化，就要反对本国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和旧的政治、经济体制。因此，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正是从这个立场上，总是先走一步地看到这一点，总是在反对西方侵略的同时，也充分肯定西方的先进文化和制度，对本国的文化传统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攻击与渴望总是正确的，但又总是不合时宜的，因而在其生前和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总是要受到人们这样那样的非议。正是从这种观点来观察，这些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被诬为“汉奸”、“买办”、“卖国贼”等等，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近代国人太容易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误区。
    与指责这些传统的正面历史人物相呼应，过去被视为反面的一些近代中国历史人物开始重新走红。80年代中期，冯友兰在重新思考近代中国哲学的历史时，最先提出对曾国藩及太平天国进行重新研究，至长篇小说《曾国藩》的出版，人们对曾国藩及太平天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镇压太平天国的郐子手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圣人，原来被歌颂的农民领袖，则成了腐败、无耻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