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乃至“文革”前的中国历史学界，在谈到历史的动力问题时，基本上都遵循斯大林的说法，以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到了80年代初期，黎澍对这种传统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这种观点现在看来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提的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显然认为所有的人都在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且每次强调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一切历史”。在黎澍看来，论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理由，无非是说“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另一个理由是“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根据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一切科学文化艺术的源泉。黎澍认为，前一说不确切，后一说依然根据不足，逻辑也成问题。这样论证实际是把源泉看作创造，代替精神财富的创造。从而否定了一切高级的科学文化艺术作品的真正创造者--科学家、思想家、文艺家的贡献。
    在黎澍看来，如果一般地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似乎所有历史都是人民群众当主角，显然与事实不符。研究政治史、军事史、教育史、艺术史、宗教史等，是不能离开帝王将相和剥削阶级的上层历史人物的活动的。他们高明的或愚蠢的决策，正义的和非正义的行动，推动或者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等等，在不同的领域内，不同的历史人物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所以不能说所有历史全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事实上，在历史上劳动群众是作为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者而活动的，他们总是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只有大规模反抗残暴统治的斗争高涨的时候，劳动群众才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黎澍的这种看法显然有助于对历史上统治阶级中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的公正性。
    由于逐步克服了以阶级斗争作为研究历史人物的唯一主线的缺陷，新时期的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如关于太平天国领导人物的研究，人们已不再用僵化的理论一味地颂扬，而是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历史的、全面的考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肯定太平天国革命性的同时，也看到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对于1856年发生的“天京事变”，人们不再把它归之于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表现，是钻进农民起义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韦昌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或者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从社会经济基础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方面来加以分析，阐明了由于太平天国政权的逐渐封建化和伴随着这种封建化而来的思想蜕化，导致了领导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内讧。对于石达开、李秀成，也不再简单地扣上叛徒的帽子了事，而是给予恰如其分的历史分析。
    “文革”之后十几年间的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的一个主要特色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许多过去不被人们注意和研究的历史人物，在这十几年内都开始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如对鸦片战争前后历史人物的研究，过去几乎一直局限于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少数人，而在这十几年间，研究者的视野已开始注意到姚莹、道光皇帝、琦善等人的活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的历史人物评价在这些年也开始有所变化，对刘永福、刘铭传、刘步蟾、丁汝昌等人开始出现颇有新意的研究。至80年代中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乃至林纾、辜鸿铭、梁漱溟、熊十力、周作人等，都有专人从事研究，并逐步得出比较合乎历史实际的评价。
    对于李鸿章，许多学者提出要在承认他确有“误国”之处的同时，充分肯定他在推动中国近代化方面的贡献。（注：《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对其他洋务派历史人物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并且都承认和肯定了他们在推动中国近代化方面所做的贡献，比较有影响的有夏东元的《盛宣怀传》、《郑观应传》，汪敬虞的《唐廷枢研究》等等。
    对于胡适，学者们在充分估计他思想与贡献之不足的同时，更注意到他对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贡献。先后出版的几部胡适传记，尤其是耿云志的胡适研究成果，基本上将胡适在现代中国的实际地位勾勒出来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胡适在开辟了一个思想解放的伟大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中，在探寻中国古代文明的来龙去脉、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在对普及和提高中国现代学术水平的过程中，实在贡献多多，不愧为“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一代巨匠。当然，作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先天性的弱点，即软弱性和妥协性。他在政治上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在反帝反封建的根本政治问题上，总是采取温和的态度，他一生我行我素，不赶时髦，甘当不识时务的落伍者。他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最遭物议，也最使人失望。他那种不分是非的和平主义思想，越到后来，越远离人民大众，终于从杜威走向蒋介石，最终被革命洪流所淹没。这是胡适一生中的悲剧。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为胡适在政治思想方面一无是处。他提倡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主张思想自由和教育救国，反映了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的强烈愿望，也体现了胡适难能可贵的世界眼光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与胡适的情况相类似，早在20年代即已享有盛名的梁漱溟，也在80年代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不仅他的那些观点独特的著作得以出版或重印，而且关于他的研究成果在80年代后期开始问世。学者们比较研究了梁漱溟与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民的看法，并由此重新估价了梁漱溟30年代所致力的乡村建设运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梁漱溟与毛泽东是两位观点迥异的人，但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敏锐地洞察到了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解放和改造农民才能解放和改造旧中国。但是在如何解放和改造农民这一问题上，这两位同龄人却分道扬镳了。毛泽东主张用革命的、暴力的、剥夺的、阶级对抗的方式；而梁漱溟则主张用和平的、建设的、改良的、教育的方式。梁漱溟所致力的乡村建设运动，从根本上讲也只是一种文化改造、改良运动，因此它在阶级对抗的旧中国的失败命运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对于戊戌维新运动中的历史人物，学者们普遍认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虽然没有提出推翻清政府，但他们反对卖国投降，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要革腐朽的卖国的封建专制政府的命。他们倡导和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尚未完全成熟之前所参与的一次大规模的改良运动，是近代中国不成熟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步尝试。维新与守旧的斗争实质上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顽固势力之间的阶级斗争，维新的目标就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中国，维新运动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志士仁人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是辛亥革命的一次预演，具有明显的反封建主义的性质，是近代中国一次规模巨大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使整个社会的风气为之一变，而且为此后的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20世纪中国的真正起点正是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注：《广东史学界部分同志座谈戊戌维新与康梁的研究》，《学术研究》1982年第3期。）
    至于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人物，除了孙中山的研究继续取得进步外，其他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学者们普遍认为，宋教仁为推翻清朝的黑暗统治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奋斗了一生，然而长时期以来却受到不公正的评价，这是极不公允的。事实上，当1912年孙中山、黄兴先后交出政权、军权，从事实业救国，袁世凯在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大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企图恢复封建专制之时，宋教仁积极改组同盟会，组建国民党，希望在议会中以第一大党的实力组成责任内阁来削弱袁世凯的权力，防止个人独裁，进而将权力夺回到资产阶级手中来。他的这一活动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无疑是进步的。至于他在国民党政纲中放弃民生主义以及拉拢一批官僚政客入党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放弃原则的妥协表现，较之同盟会来说是一种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