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研究相比，90年代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比较倾向于稳健的改良，而批评维新派某些过于激进的主张，试图从各个角度论证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人全面追求现代化的最初尝试，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先导，加速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进程，成为中国文化教育近代化的真正开端，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甚至可以说戊戌维新是一场政治体制的革命，是中国从传统中华秩序向近代国民国家体制转变的最初尝试。（注：王晓秋：《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鉴于对戊戌维新运动总体评价的变动，学术界在对戊戌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方面也有不少新意，研究面也较往日有很大的拓宽。除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深入外，对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其他维新派人士、帝党、后党、洋务派、顽固派如翁同龢、张荫桓、张之洞、黄遵宪、张元济、刘光第、张謇等人的研究都有一些新进展，基本上肯定他们在维新变法期间的贡献和作用。
    在对康有为的评价上，90年代以来的研究已不再泛泛地谈论康有为的贡献与局限，而是着力于探讨康有为思想主张的细节，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康有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分离行政和议政机构，设立总揽变法的议政机构制度局或懋勤殿，试图对封建制度和政体进行初步的实质性的改革，从而使戊戌维新成为有别于洋务运动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对于原来研究所认定的康有为落后保守的一面，如利用孔子鼓吹变法、尊君权抑民权、主张以孔教为国教等等，都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大多也能自圆其说。
    至于梁启超的研究，90年代以来出版了几本梁启超的传记，这些传记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过去对梁启超的批评，更多地肯定他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
    严复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但其晚年则比较多地留恋中国传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赞成帝制复辟。如何评价严复的这些变化与思想，几十年来一直困惑着中国学术界。90年代以来连续举办过几届严复学术讨论会，对于推动严复研究有不小的帮助。大多数学者都充分注意和肯定严复在传播西学，认识西方，批判中国传统方面的贡献。但在解读严复思想的内涵方面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倾向，一是宣扬新权威的一些非史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将严复崇拜为中国近代权威主义的先驱，而另外一些信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则视严复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开山者，甚至有学者认为严复对自由主义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在思想倾向上更接近新自由主义而远离古典自由主义。在对严复晚年思想与政治主张和政治行为的评估上，学者之间的分歧一直比较大，有的认为严复晚年实际上已经边缘化，对思想、政治的影响力已经不大，有的认为严复的思想并不存在前后期的明显分野，只是前后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至于谭嗣同，一直没有人否认他是近代中国冲破封建罗网的闯将和积极推行变法维新的勇士，他的仁学思想也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正是谭嗣同与梁启超等人构成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青年文化精英，他们对传统主流文化的挑战，不仅对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而且对此后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的第二、三代青年文化精英都具有直接的影响力。但是，到了90年代初，开始有学者指责谭嗣同是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先驱，直接开启了近代中国一波又一波的激进主义政治思潮的先河，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发展、变化起到很大的负面作用。
    9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在对于戊戌时期的后党及顽固派的研究上，有些学者更多地肯定他们思想、行为的积极方面，设身处地地评估他们所以反对某些维新措施的背景和原因。有的研究者认为，作为当时中国的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西太后如果不是真诚地支持变法维新，就不可能有1898年的变法运动，帝党与后党之间的冲突说到底并不是政策层面的冲突，而是政治主导权的冲突。对于端方、袁世凯等人在戊戌维新期间的表现，有的研究者也作了重新研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有的研究者认为，袁世凯曾是变法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在变法关键时刻之所以背叛维新派有着许多复杂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他与维新派在政策层面发生分歧，他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认识到如果按照维新派的主张行事，给中国带来的只是混乱而不是发展。但是，由于他与康有为在戊戌期间的密切交往，直接影响着戊戌维新的政治格局，是维新成败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袁世凯是否告密以及背叛维新派的问题，90年代以来的研究取向是日趋否定，有的学者对照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以为仅就此事而言，袁世凯的记载“更真实可靠”，据此可解开这个历史之谜。有的研究者证明八月初三日杨崇伊上请训政密折后，西太后即已决定回宫。因此，戊戌政变之发生，并不始于袁世凯的告密。
    至于端方，传统的观点一般是把他划为后党，但新的说法则认为端方属于帝党，他曾积极支持参与变法，但又与维新派没有密切联系，政变后未受到重惩反而得以重用，是因为他得到荣禄和李莲英的庇护，并通过进呈《劝善歌》而讨得慈禧太后的欢心。
    对于中共党史人物，90年代比较严肃的研究成果依然很多，但由于某种原因，关于毛泽东及其他领袖人物的研究也多少出现一些反复，甚至有一味歌颂和神化的倾向，助长了“毛泽东热”的兴起。这次毛泽东热虽然在研究层面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复，但在社会生活层面却表现得相当明显。
    至于陈独秀的研究，一直是吸引众多学者的题目之一。学者们不仅充分肯定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期的积极贡献，而且对他晚年的若干错误，特别是他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投降主义问题、“托派”问题及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问题重新进行了思考与辨析。（注：参见唐宝林《把陈独秀当作正面历史人物来写--参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修改稿（大革命部分）讨论会侧记》，《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6期，1999年5月。）
    如果说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思考的时代，那么到了90年代，确实如某些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已成为一个“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时代，学术界的时尚已不再以谈论思想的新奇为高，而以论“学术功底”为尚。这一学术转轨在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方面也有所体现，此前学术界津津乐道的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思想家类型的历史人物，已被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傅斯年、吴宓、钱钟书等“国学大师”所取代。于是乎连严复、蔡元培等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度极为反感而倾慕西学的思想先驱，也不幸而成为“国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