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丰富多样的野生动植物
    与现代相比，先秦时期的森林资源不仅分布广、面积大，而且森林植物和动物资源种类繁多、种群数量庞大，物种分布区域广泛，为人类提供了相对充足的衣食来源。3000多年前，黄河中下游河流纵横，森林沼泽密布，许多野兽、飞禽、鱼类栖息于此。这种情况不仅在甲骨卜辞和历史文献中有明确记载，而且考古发现也印证了相同的结论。
    首先，当时在森林、湿地中栖息的动物种类是相当丰富的。在甲骨文中已经识别出的动物名称有70多字，代表了30多种动物。例如哺乳类陆地动物：象、虎、鹿、麋、兕、狼、狈、狐、兔、猴、獾、兽等，水陆两栖或水生动物如蛇、龟、鱼、鼋、黾、虫等，飞禽类雀、鸡、雉、燕、鸟、鹬等，家养和驯化的动物牛、马、羊、豕、犬等，以及经过神化的动物龙、凤等。有学者对殷墟出土的动物群20多种进行分析，发现野牛、猪、麇鹿的骨骼占有80%以上，这些动物适宜生长在平坦的沼泽区和湿润的森林植被较好的环境中，这充分说明了当时中原的生态环境特征。[10]《山海经》的《山经》部分记载了兽35种、鸟76种、鱼43种、虫蛇33种。[11]《诗经》中提到的动物种类也极其繁多。[12]
    其次，森林动物的种群数量繁多。商代甲骨卜辞中有不少关于田猎的记载。田猎是商王室的重大活动，其区域主要在河南西北部和山西南部。武丁时期的一条卜辞记：“史官毂问道：商王在鬼地打猎，是否擒获野兽？这天去打猎，果然获1头虎、40头鹿、164头狐，59头小鹿。”鹿是商王狩猎中猎获最多的一种动物，在甲骨卜辞中多次记载获鹿百头以上的田猎活动，而最多的一次竟达390多头。《史记·周本纪》中有殷商之地“麋鹿在牧，蜚鸿满野”的记载。《左传·庄公十七年》有“冬，多麋”的记载，说明当时华北平原有许多适合生长于温暖湿润的沼泽环境下的四不象麋鹿。
    第三，北方有不少喜热动物和大型动物，今天的许多珍稀动物甚至灭绝的动物在当时并不罕见。考古发现，在河南安阳殷墟有竹鼠、水牛、亚洲象、亚洲貘、獐等喜热动物的骨骼。在商代都城附近，即今天的中原地区，生活有大象。在王陵区考古中，不只一次发现当时人们用大象或幼象做祭牲的祭祀坑，这与《吕氏春秋·古乐》中关于“殷人服象”的记载可相互印证。正因为河南是当时大象的主要栖息地，所以河南又称为“豫”，豫字就是殷人服象的图形再现。在陕西、甘肃省境内也发现有大象的遗迹。《孟子·滕文公》：“周公相武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夏商时期，我国野象曾经分布在华北平原北部燕山山脉至吕梁山、陕北一线。[13]《诗·鲁颂·泮水》：“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由此可知，春秋时期今淮河流域一带仍然有大象分布，故淮水流域的民族曾向鲁国贡纳元龟、象齿之类的方物。兕是一种曾经生存在黄河流域的野生大青牛，另一种说法是犀牛，卜辞中有一次获得11头兕的记载。《山海经·五藏山经·西次一经》：“南山，上多丹粟，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兽多猛豹。”南山为终南山，为秦岭的主体和西段。猛豹又谓貘，就是大熊猫，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秦岭山地即出产大熊猫。[14]据历史文献记载，在2000年前，我国的河南、湖南、湖北、山西、甘肃、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均有大熊猫分布。《诗·大雅·灵台》：“鼍鼓逢逢。”鼍即今天的稀珍动物扬子鳄。战国时楚国著作《楚辞·大招》：“孔雀盈园。”这里指的虽是饲养的孔雀，却反映当时楚国（今湖北、湖南等地）可能有野生孔雀分布。[15]
    再者，先秦时期竹类在黄河流域分布相当普遍。西安附近的半坡村文化遗址，年代为5600-6080年前，据考古发现有竹鼠（Rhizomys sinensis）骨骼遗迹，说明当时此地必有竹子生长。[13]竹鼠是亚热带动物，今天分布于江南多竹地区。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的建筑基址，被有的学者认为是五帝时代的尧都，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前1900年，考古发现有竹鼠遗骸。[16]在山东省日照市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年代约公元前2310-前1810年，考古发现炭化的竹节，有些陶器的外形也似竹节。在河南安阳，殷代故都“殷墟”，有大量竹鼠。此外，在甲骨文字中见到有竹、筍等6种“竹”部的文字。竹简是周朝至春秋战国时期最常用的书籍形式。《山海经》记载了竹子在当时的分布情况。[11]《西山经》：“英山（在陕西华县）其阳多箭篃”，“竹山（在渭南县）其阳多竹箭”，“番冢之山其山多桃枝（竹名）、钩端（竹名）”，“黄山多竹箭”，“翠山其下多竹箭”，“高山（今六盘山）其草多竹”等。《北山经》：“京山多竹”，“虫尾之山其下多竹”，“泰头之山其下多竹箭”，“轩辕之山其下多竹”等。《中山经》：“渠猪山（在山西永济）其上多竹。”《大荒北经》：“丘（在山东诸城）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战国末期，乐毅《报燕惠王书》有“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蓟丘的植物中种植着齐国汶水出产的竹子）的言论。（《史记》卷80《乐毅列传》）这说明，当时山东汶河流域产竹，并被引种到北京地区。
    当时，黄河流域还有梅树的分布。《诗·秦风》：“终南何有？有条有梅。”说明在西安南面的终南山有梅。《诗·国风。召南》：“摽有梅，顷筐塈之。”在《左传》中也常提到梅树。梅树的果实“梅子”是日用必需品，像盐一样重要，用作调味品。《尚书·说命》：“若作和羹，尔唯盐梅。”在今天，竹和梅都是亚热带植物，黄河流域鲜见天然分布。
    三、良好而优美的生态环境
    先秦时期，不仅森林资源丰富，生物种类繁多，而且湿地和水资源充沛，草原和绿洲广阔，到处是优美、宜人的生态环境。
    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当时是生态环境最理想的地区。秦国的关中地区，沃野千里，天府之国。西安一带河流交错，东有灞河、沪河，西有沣河、皂河，南有滈河、橘河，北有泾河、渭河，素有“八水绕长安”之说。汉代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赞叹道：“荡荡兮，八川分流。”历史上，这些河流不仅灌溉农田，还为城市供水提供了充沛的水源。
    当时水资源的丰富从地名中可见一斑。在山西省古今县名500多个中，有88个是以河川为名，21个以水泉为名，4个以山水为名。根据史念海考证，在远古时期，“由太行山东到淮河以北，到处都有湖泊，大小相杂，数以百计”，其中较大的有山东西部的巨野泽，太行山东的大陆泽（今河北境内）。据研究，在微度起伏的华北大平原上存在着许多湖泊和沼泽。仅先秦西汉文献提到的就有45个之多，如位于今河南省的大陆泽、荧泽、澶渊、黄泽、修泽、黄池、冯池、荥泽、圃田泽、萑苻泽、逢泽（池）、孟诸泽、蒙泽、空泽、浊泽、狼渊、棘泽、鸿隙陂、洧渊等，位于今河北省的鸡泽、大陆泽、汦泽、皋泽、海泽、鸣泽、大泽，此外在山东、江苏、安徽也有许多湖沼。[17]华北平原是如此，长江中下游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也应相类似。
    先秦时期，黄河水质清且水量大。黄河在当时称为河、大河，说明在西周时水还不是浑浊的。到春秋时（前565年），则产生了“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左传·襄公八年》）的感叹，说明黄河之水已变黄了，但同今天相比仍要清澈得多，而且当时黄河中下游水患情况很少发生。据统计，在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1850年间，黄河在中下游地区共发生泛滥7次，改道1次，平均231.25年发生一次水患。[18]随着这一地区森林草原植被遭受破坏程度的日益加深，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到西汉初年才有“黄河”之名，[19]中下游地区的洪水灾害也不断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