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唯物史观如何促使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作为一种解释历史的理论和方法论，唯物史观产生于19世纪中叶并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并在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过程中充分彰显了唯物史观强大的生命力和科学价值。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展开而产生并发展的，李大钊、郭沫若是该学派的先驱人物，继起者有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人，他们都写出了具有科学价值的史学名著。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最早将唯物史观应用于史学研究。自1920年起，他在北京大学、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高校开设“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先后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研究历史的任务》等论文，1924年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在这些论著中，李大钊对以往的历史观作了深刻批判：“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可称为新史观”[13]（P289）；他批评旧史观指导下的旧史学“简直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3]（P338）；认为只有新的唯物史观才是“奋兴鼓舞的历史观，乐天努力的人生观”[3]（P488）。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见解，明确了历史研究的对象，指出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有生命的东西”、“进步的东西”、“发展的东西”，“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同时，李大钊还明确了历史研究的任务：“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3]（P484）
    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又一位杰出奠基人。他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对甲骨文、金文和先秦文献进行综合研究，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面相和发展规律，开辟了中国史研究的科学道路，是中国史学根本性质上的重大变革，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式形成。随后，郭沫若写出了《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萃编》、《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以及《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在学术上有很大的影响。在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带动下，中国历史学领域出现了吕振羽、侯外庐、范文澜、翦伯赞、胡绳等著名史学家，出版了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年）、《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42年），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5年）、《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5年）、《中国古代社会史》（1947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1942年），翦伯赞的《中国史纲》（1943年），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49年），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30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1949年）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这些著作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逐步成长起来，它们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各个领域的开创之作，而且大多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上的名著。
    唯物史观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使历史研究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事件为主的方面，转向面对社会和经济这一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使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的生活物质条件，并重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作用。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对阶级斗争的研究，引起了中国史学家对社会制度的研究。侯外庐在1946年强调说，中国学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已经“学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这是对20世纪前期历史观念发展得很好的概括。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历史科学取得了新的进展，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地学习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队伍大大加强，从中央到地方，以及许多高等院校都设立了历史、考古等研究机构，数以万计的史学工作者在这些机构中从事分门别类的研究工作。经过他们的辛勤劳动，一大批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相继出版，各种历史刊物相继创办，并校勘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型史籍，汇编了一大批历史资料丛书，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几套资料丛书是其中比较突出的成就。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并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如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界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近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广泛讨论，推进了中国历史研究，提高了对于唯物史观准确理解的程度和具体运用的能力。
    三、在新世纪如何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大影响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唯物史观要求研究全部历史，即研究整体的历史。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因而是有规律可循的。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和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因为唯物史观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密不可分的。四、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
    但应清醒地看到，新世纪的中国史学在运用唯物史观方面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一、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被误解或歪曲，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倾向在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领域有着比较明显的表现。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上出现了攻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国内历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唯物史观已经过时”的思想倾向。三、外国史学理论大量涌入国内，在吸收、借鉴的同时出现了不加分析、不加选择地照搬照抄，误认为这些理论可以代替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四、现代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的理论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做出回答，要求唯物史观不断丰富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范畴。因此，唯物史观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有利的发展机遇。
    面对挑战，首先应该坚信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有效的解释历史的方法并未过时，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19世纪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历史理论至今仍表现出难以否定的合理性。现代西方史学总是利用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观点或与唯物史观近似的观点来考察世界历史。这主要表现在：一、唯物史观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客观的、自然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这种方法已经成为西方主流史学所采用的基本方法。二、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基本思路贯穿于英、美主流史学著作之中。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中，阶级分析方法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近现代西方史学家分析历史问题的主要方法之一。四、唯物史观将黑格尔的辩证思想应用到社会历史当中，认为社会真理具有相对性和时间性，否认人类社会存在永恒的终极真理，也为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所认同。因此，必须不断发展和完善唯物史观，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解释利器的功能。
    其次，应该看到唯物史观虽然是新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但它本身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故须注意四方面问题：一、从过去把唯物史观简单化、教条化，以理论代替学术和把唯物史观片面化、绝对化、以原则代替具体研究的阴影中走出来，正视严重的历史教训，重新学习理论，改进运用方法。二、进一步认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价值。三、在唯物史观与具体的研究对象相结合的过程中，推动理论上的创新。四、运用唯物史观要有气度，要有吸收其他有益的理论和方法论的雅量与勇气。为此，必须清除人们赋予唯物史观本来所没有甚至是后人搞错了的含义，把握其基本理念，正本清源，真正“回到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唯物史观。当然，重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把唯物史观仅仅理解成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文本，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发挥创造也是对唯物史观的发展，必须尊重这些有益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