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步，颁行正德新例，实施信牌制度。
    实行“代物替”虽然有效防止了金银外流，但铜的外流日趋严重，尤其是大量流入中国。此间日本每年对清贸易额达银一万三千贯，因“代物替”流入中国的铜每年高达八百九十万二千斤。清政府方面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自“顺治迄嘉道年间，常与（日本）通市，江浙设官商额船，每岁赴日本办铜数百万斤”[5]，以至于从康熙开海到乾隆年间，日本铜一直是清政府铸币用铜的一个重要来源。另据台湾学者刘序枫统计，自1684年开放海禁后，日本洋铜的年输入量为300万-400万公斤，1696-1710年达到最高输入量400万-700万公斤[6](P111)。这又导致日本铜的急剧缺乏，以至于难以按期支付清商货款。即便德川幕府想尽办法，但运到长崎的铜仍然年年不足，难以完成定额交易，致使有的清朝商船竟耽误了返航时期而滞留日本过年。这又导致违犯法禁、从事非法贸易（秘密贸易）的现象层出不穷且屡禁不止。1710年4月，长崎奉行呈给幕府信中说每年开来的一百艘左右的清朝商船中，不搞走私贸易的不过五六艘而已；如不设法严格取缔走私贸易，就难以防止日本金银铜的大量外流。
    1715年3月，日本把清朝船主等召集到长崎奉行所，颁示新商法，即“正德新例”。正德新例规定：（一）每年来日清朝商船定为30艘，即南京、福州、宁波共21艘，厦门2艘，台湾2艘，广东2艘，交趾、暹罗、咬留吧各1艘①；（二）贸易银额限定为6000贯，每艘约为191贯，可以略有出入；（三）为了限定清朝商船来日30艘的数量，每年发给信牌，持有信牌者准许互市，否则不许。另外，又由通事针对信牌向清商宣读了9条解释性条规，强调凡载来货物大大超过或少于限定银额，一律不再发给信牌，该船人员永远不准往来，并明令一律遵照规定，取道五道以南之海路航行，不得行驶规定以外之航路。如进港时不按规定航路驶来，该年不准交易，不再发给信牌，船上人员永远不准往来；返航时，如无故停船港内，稽延时日，或取道规定以外航路行驶时，将来再来日本，不准交易，不给信牌，该船人员永远不准往来[6](P651-655)。1715年8月，责令清朝商人等出具甘结，遵守条款。
    日本的信牌制度确立以后，中日之间的贸易限额、来日船数越来越少。仅就商船数而言，1720年规定来日清商船为30艘，1733年为25艘，1738年以后为20艘，1742年以后减少为10艘。实际来船数1880年以后，除个别年份以外，基本上在10艘以内，最少的年份只有3艘。原因是日本最重要的出口物资铜的产量越来越少，甚至难以满足其国内需要，而铜的最大需求国清朝迫于日本铜进口难以为继的严峻形势，全面启动了开发滇铜及解决滇铜进京运输问题的巨大工程，逐渐用滇铜替代日本洋铜在中国币制中的地位[7]。
    综上所述，出于垄断对外贸易权、加强中央权威而闭关锁国的德川幕府，为满足国内需要，达到财政增收的目的，在幕府建立初期，对清商实行了鼓励来日贸易的政策。但随着来日清商船数的增多、贸易额的急剧增加，导致日本国内主要流通货币原料金银铜的大量外流，1685年以后，德川幕府开始从贸易额、来日商船数等方面对清商采取越来越严格的限制政策。这一限制政策不仅逐渐导致中日贸易的衰落，而且也引发了清王朝对维系中日贸易关系的新争论和新举措。
    注释：
    ①咬留吧，即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太泥也作大泥，今泰国北部大年部分；暹罗，今泰国；交趾，今越南北部。当时均有从上述地方开往日本的清商船。
    原文参考文献：
    [1] 李小白.16-17世纪耶稣会在日本的贸易活动[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
    [2] ［日］依田喜家.近代日本与中国：日本的现代化--与中国的比较[M].卞立强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3] ［日］新井白石.折焚柴记[M].周一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M].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 宝鋆.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9：同治九年九月李鸿章奏折[Z].故宫博物院1930年影印本.
    [6] 刘序枫.清康熙－乾隆年间洋铜的进口与流通问题[A].汤熙勇.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七辑[C].台北：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
    [7] 易惠莉.清康熙朝后期政治与中日长崎贸易[J].社会科学，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