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契约文书研究会的30年
    岸本美绪
    (东京大学 文学部，日本 东京)
    十余年前，日本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代表学者滋贺秀三编撰《中国法制史--基本资料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版)一书，我获得其中一章“明清契约文书”写作的机会，关于明清时代的契约文书，以日本为中心就其研究动向做了介绍。该稿有幸被译成中文，收于王亚新、梁治平所编撰的书中(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等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而能得到很多中国学者的指正。
    该文所述关于中国契约文书的认识，当然是我个人的见解，但另一方面，它也是我自研究生时代以来，一直参加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契约文书研究会，在多位先生的指导下和与朋友的讨论之中所培养起来的。该研究会，多者十几人，少者只有五六人参加，规模很小，也没有特别决定什么名称，随便地称之为“契约文书研究会”或“土地文书研究会”，作为东洋文化研究所的研究班(该研究班的正式名称为“17世纪以降东亚公私文书综合研究”，其作为东洋文化研究所正式研究项目的活动至2005年3月告终)之一，持续近30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海外研究者访问东京时，亦多在该研究会做过报告。
    近20余年间，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外，明清契约文书的研究进展很大。从现在活跃的研究状况回头来看，该会的确是个小小的研究会。又由于其成员在各地就职，加之其他共同研究的机会增多，最近几年则呈休会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小的研究会，对几十年来日本明清契约文书研究的开展也有微薄贡献，故本稿主要依据我的记录和记忆，对其进展轨迹试做一简单回顾。
    一 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清代文书
    该研究会(以下称“契约文书研究会”)当初是为整理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清代文书而发端的。东洋文化研究所，是1941年以关于亚洲文化的综合性研究为目的而创立的，本是作为东京大学附属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最早单位。(以下关于东洋文化研究所历史的叙述，据该所1991年编的《东洋文化研究所50年》)当时日本强调研究亚洲必要性的背景中，有在“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口号之下所推进的日本侵略战争。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创立也是在这一潮流中进行的，这一点，成了日本战败后严厉反省的对象。但是，综合法律、文学、经济等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将历史研究与现代社会研究结合在一起，这种研究所学术上的特色，在战后也被继承下来。
    战后的东洋文化研究所，进行了多种跨学科性的课题研究，其中在20世纪50年代十分活跃的，是以法制史研究者仁井田陞[仁井田陞(1904-1966)，东京大学法学部及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研究中国法制史，有以《唐令拾遗》(1933年版)、《唐宋法律文书研究》(1937年版)为代表的多种著作遗存于世。极其关注家族、行会等民间团体及其规范，积极搜集日用类书、碑刻等与民众生活相关的史料。1954-1959年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其藏书捐赠东洋文化研究所]为中心的中国土地所有构造的共同研究。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中国契约文书的相当部分，是在这个时期从古书店购进的，或接受捐赠所得。此外，也有1940年前后由东亚研究所(东亚研究所是1938年由日本政府设立的关于东亚的调查机构，存续至日本战败)在中国搜集的，战后经由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内田力藏、古岛和雄保管而于1980年移交给东洋文化研究所的部分文书。随着其后调查研究的进展又得以明确，被认为与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中国契约文书互相关联的文书，则有九州大学、京都大学、东北大学等日本其他研究机构以及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等各地分散收藏的文书(关于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清代文书及其与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文书之间的关系，请参阅山本英史《关于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清代契约文书》，《东洋学报》第79卷第1号，1997年)。
    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清代契约文书，数量在3000件左右，并不为多，所属时期从康熙年间至清末，包含有以江苏为中心的多个地区的文书。以整理编号为序，主要文书如下：
    1.嘉兴怀氏文书(浙江)159件，卖田契、承田契等；
    2.武进朱氏文书(江苏)208件，典田契、承田契、找契等；
    3.苏州周氏文书(江苏)176件，卖房契、卖田契、税据等；
    4.苏州金氏文书(江苏)171件，卖房契、纳税执照等；
    5.通州周氏文书(江苏)341件，卖田契、租佃契、纳税执照等；
    6.常熟胡氏文书(江苏)493件，承佃契等；
    7.凤山张氏文书(台湾)57件，卖田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