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苏州文书(江苏)53件，卖田契、承佃契等；
    9.宝应王氏文书(江苏)221件，卖田契、卖房契、笔帖等；
    10.北京文书464件，卖房契、营业权买卖契等；
    11.金匮陈氏文书(江苏)66件，承佃契、乡村职役承包契等；
    12.北京文书356件，卖房契、营业权买卖契等。
    以上只是举出了事主或地点较为集中、数量较多的一些文书群。其中附有家族名称者，乃是包含有较多以特定家族为事主的契约，或因相互关联，而推定为与该家族财产有关的文书。但其中有的文书，也只是因为原本归一的文书之中某一特定姓氏为事主的情况较多，遂冠以该家族名称。北京文书有两组，则是因为1980年前后曾一度整理，其后于90年代在所内又新发现一组而追加整理的缘故。
    二 契约文书研究会的发端
    契约文书研究会是于1975年以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佐伯有一教授为主持者而肇始的。当时我刚进研究生院，因这一研究会还兼有指导、培养年轻的研究者之责，谁都可以自由参加，所以研究会开始不久，我即有幸参加。研究会的最初目的是解读研究所所藏契约文书，当时几乎未进行整理，因为完全不晓得是哪个地区的何种文书，所以首先选取了几个相似且较为完整的文书群，每次由研究会的一个成员担当几页文书，一页一页地解读，采取了这种方式。这之前，我曾通过介绍福建永安县土地文书的傅衣凌先生的著作等了解到契约文书史料的意味，兴趣极大，而亲眼目睹清代契约文书实物，这还是第一次。接触与清代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史料，亲自解读它，对这种工作，觉得非常激动和兴奋。
    初期研究会的成员，除佐伯有一先生之外，同研究所的池田温先生大体每次都参加。此外研究生班的年轻人很多，也包括海外的访问学者和东京大学以外的参加者，每周或隔周星期二晚上进行，研究会的规模大致在10人左右。池田温先生本是唐代敦煌文书的专家，长年从事契约文书的研究，而对于清代契约文书则是初次接触。明清社会经济史的专家佐伯先生似乎也没有搞过契约文书的研究。因此，该研究会并非采取专家教授初学者的形式，包括研究生在内，参加者都是平等的，自由发表意见进行解读，充满了这样一种气氛。围绕具体史料进行解读、超越辈分自由讨论的乐趣，也是我被强烈吸引到这一研究会的理由之一。
    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清代契约文书中，有几组独具特色的文书群。例如，宝应王氏文书(该王氏即是清代前期著名学者王式丹、王懋竑一族，系宝应名门望族)中，买卖契约中多附带包含有各种各样的小型“笔帖”[关于宝应王氏文书所包含的笔帖类文书，其后厦门大学的杨国桢先生在东京期间对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契约文书做了调查，将其结果写成文章，载于《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中国土地文书目录·解说(下)》(见后述)。题为《从经账到断杜》的这篇论文，亦收录于杨氏所著《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一书，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可以看出，在“正价笔帖”之上附加的“亲房帖”、“上业帖”、“断杜帖”、“亲房引领随契一二三四断杜笔帖”、“除粮帖”等这些名称的笔帖，都是伴随着买卖其相关者支付附加费用的收据。通州周氏文书的卖契之中，亦有“天平、折席、画字、小礼、使费一应在外，其银契下一并收讫”这类文字，像这样支付各种附加费用的惯行在江苏是存在的，不过，有如此多种的收据集中在一起，管见所及仅是宝应王氏文书。从这些各种笔帖类文书来看，可以窥见当时有关不动产买卖的具体手续和人们之间关系的广泛性。
    又，北京文书之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水的买卖的文书(关于北京水买卖的文书，熊远报发表了富有意味的论文--《清代民国时期的北京卖水业和“水道路”》，收录于熊氏《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究》中，汲古书院2003年版)。清代北京的生活供水，每日是由井户把水打到车上再分送给顾客的“担水人”(多为山东人)承担的，北京文书之中，包含有以他们关于水的营业权买卖或出租为中心的契约文书，关于水买卖的文书有240余件。文书之中称为“水钩担”的这种营业权，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契约文书中大致以胡同为单位表示)卖水给顾客的权利。保障像北京这样大城市的居民生活的供水服务，竟是靠这种移民劳动者的自发惯行来维持，非常富有意味。
    我对这种清代经济秩序实际形态的关注，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关于清代民法的研究，这与在契约文书研究会所受到的培养的影响很大。
    三 契约文书的整理
    我于1979年中途退出研究生院的博士课程，成为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助手，当时获得了为整理研究所所藏契约文书的特别经费，并得到契约文书研究会成员的协助，开始着手整理契约文书。该工作即是，将原来薄纸折叠形所保存的契约文书进行裱糊，加上书套，同时打上编号。裱糊和做书套委托专业匠人，整理编号即是我们的工作。
    虽说是整理，但绝非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例如，一件关于买卖的卖契带有各种附加文书的情况，是否应将卖契作为卖契、笔帖作为笔帖先分类再编号呢？或将一件有关买卖的所有文书，虽然其种类不同但并不分开而连续编号呢？又，虽说都是卖契、典契等，而典卖的内容却是各种各样，例如，从田地、山林、房屋到“铺底”(商店的营业权)、“水钩担”等营业权都有，对这些又应怎样分类呢？各种方案都考虑到了，而拿出一个适合于全体的统一标准来却十分困难，最后的结果是，按照各种文书群的特点，依我们认为最合适的方法做适当分类，打上编号。后来也曾发现过更合适的分类方法，但一旦打上编号就很难更改，当初编号一直未变。1981年我从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助手退职，转到其他大学任职，文书整理的工作，由当时该研究所的助手久保亨、上田信继续进行。
    与这种文书整理工作进行的同时，还进行了下列工作：各人担当一个文书群，做一概要说明及文书简表，同时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文书例子并加以注释和解说。这一工作的成果，作为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丛刊的第40辑、48辑，于1983年、1986年相继出版。此即滨下武志等编的《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中国土地文书目录·解说》上、下这两册资料集。分担该资料集的执笔者是臼井佐知子(现职东京外国语大学)、上田信(现职立教大学)、寺田浩明(现职京都大学)、久保亨(现职信州大学)、高见沢磨(现职东京大学)、林正子以及岸本；此外，资料集中还有杨国桢关于各种附属文书的解说、石桥崇雄关于满语契约的解说两篇赐稿。这样，整理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文书这一契约文书研究会的当初目的算是基本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