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其后的契约文书研究会
    但是，虽说是达到了当初的目的，而对原文书同感兴趣的研究者集在一起研读的乐趣却不能忘怀，契约文书研究会随着成员的关心而变化内容，以每月一次的节率仍继续下来。自整理研究所所藏契约文书已经告一段落的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开始，研究会的内容稍有变化，从邀请的海外访问学者和成员外的研究者那里得到的信息日渐增多，相关知识的获得大为扩展。逐渐开始引人注目的徽州文书为我们所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当然，不时地也有研究会成员结合自己的研究作报告的活动。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这一期间该研究会研读的史料如次。
    首先是清代地方审判文书。当时，滋贺秀三(1982年从东京大学法学部退休，转至千叶大学任职)正在进行关于台湾淡新档案的调查研究，研究会的成员寺田浩明也与这一调查有关。活生生地展现了清代地方审判状况的这一史料，也吸引我们非常关注。在滋贺研究的引导下，研读了部分淡新档案。日本现存这种清代地方档案较少，国会图书馆对清末江苏省太湖厅文书有若干收藏。研究会在1981年调查国会图书馆的清代土地文书之际，曾对太湖厅文书做过摄影，利用这种资料，当时一人分担一个事件进行研读报告。记录有当事者乃至证人的各人供述的这种地方审判文书非常有意思，引人入胜。
    其次是四川盐业文书。关于四川自流井(现在的自贡市)的井盐业，遗留了很多契约文书，整理有近千件文书并附带解说的史料集《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自贡市档案馆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尽管是铅字性史料，不怎么能看到原件的样子，但必须具备大额资金和长期投资的井盐业之契约关系颇为复杂，因而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于是，从该史料集中选取各自感兴趣的问题，边解读史料边作报告。
    再次，明代日用类书也是该研究会选取的史料之一。《三台万用正宗》(1599年)在明代日用类书中以内容丰富著称，遂将其复制，分给研究会的成员，就各自关心的问题作报告。关于日用类书中的契约文书格式，仁井田陞等学者很早就做了介绍与研究。但是，对于已经看到了大量契约文书实物的我们来说，对契约文书的格式已不太感兴趣，未必拘泥于契约文书，而是对过去几乎没有接触的一些领域也试图加以挑战，如风水、圆梦、相面、逛妓院等游乐指南这类领域。尽管花时间去解读而不太明白的地方也很多，但研究会的意义未必是拿出具体的成果来，对与庶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史料，大家一边开动脑筋一边解读，这也是乐趣所在，令人难忘。
    进入90年代，中国对徽州文书的整理和介绍活跃起来，叶显恩、周绍泉、栾成显、王振忠等中国徽州社会史研究的指导学者来日访问，我们得以请教的机会也多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藏徽州文书，以摄影版大部头史料集的形式出版了《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在此前后，契约文书研究会的重心放到了徽州文书的研究上。研究会发端初期的成员臼井佐知子一直从事徽州商人研究，此外，中岛乐章(现职九州大学)、熊远报(现职早稻田大学)等有志于徽州地方史研究的青年学者也参加进来，由这些青年学者带动研究会前进。二者近年的研究已结集出版的有，中岛乐章的《明代乡村的纷争与秩序》(汲古书院2002年版)、熊远报的《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2003年版)等。
    自1975年该研究会发端已经过去了30年。这期间，作为研究会的出版物只有前述的《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中国土地文书目录·解说》上、下两册资料集。若从重视有形成果的成果主义立场来看，或许应该说该研究会的共同研究的效率不佳。但是，对明清时代的庶民生活同持关心的研究者们聚在一起，在具体的文书面前仔细思考其一字一句的意味，分享那豁然解读时的喜悦，这种快乐是什么都难以替代的。以这种积累为根基而培养了每个人的多种多样的研究[契约文书研究会的成员除各自的研究之外，围绕契约文书也参加其他的研究会。例如，东京外国语大学亚美语言文化研究所进行的贵州山林契约文书研究(其成果辑于唐立等主编的《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全3卷，(东京大学出版会2003年版)及作为“伊斯兰地域研究”计划一环而进行的“比较史研究会”(其成果辑于三浦徹等编的《比较史的亚洲：所有·契约·市场·公正》，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版)等]，从这个意义上岂不是可以说，该研究会表明了它也是共同研究的一种很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