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晚明城市民变是复杂社会关系与利益冲突的结果
    万历朝虽有矿监税使之祸，然其时并非专制政治严酷时期。《明史》称：“自冯保、张诚、张鲤相继获罪，其党有所惩，不敢大肆。帝亦恶其党盛，有缺多不补。迨晚年，用事者寥寥，东厂中至生青草。帝常膳旧以司礼轮供，后司礼无人，乾清宫管事牌子常云独办，以故侦卒稀简，中外相安。惟四方采榷者，帝实纵之，故贪列肆虐，民心愤怨，寻致祸乱云。”(《明史》卷三○五《陈矩传》)此处所说的祸乱，是神宗与民争利导致的祸乱，而非政治压迫引发的祸乱。
    晚明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较之明中叶以前，应该有较大的进步。其江南及沿漕河城镇，多为经济发达地区，然此类地区却正是民变之多发地区。
    清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评万历间之民变称：“大珰杂出，诸道纷然。而民生其间，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绎骚凋敝，若草菅然。又不特此也，矿务之外，天津有店租，广州有珠榷，两淮有余盐，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盐茶，重庆有名木，湖口长江有船税，荆州有店税。又有门摊，商税，油、布杂税，莫不设珰分职，横肆诛求。有司得罪，立系槛车；百姓奉行，若驱驼马。”(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矿税之祸》)复称：“乃至国法恣睢，人怀痛愤，反尔之戒，复舟之，识料间有之。”
    国法恣睢，即违反国家政策之行为。既为当权者，而必欲违反国家政策，究为何故？时人侍郎冯琦疏言：“皇上之心，但欲裕国，不欲病民。群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己。”冯琦之处事，有事君之立场，故其时亦以中庸形象于士大夫间。其所言自然有维护神宗之用意，但其所谓群小之心，则既得利益集团者之心，可谓一针见血。
    晚明之社会矛盾，是为既得利益集团与官民大众之矛盾，且因社会生产转而由传统至商品化，既得利益集团取利之手段，已由传统农村的征收转向城市的征收，新的社会矛盾由此产生。在打破了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形态后，伴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首批既得利益者是城市手工业经营者和商贩，然后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掠夺者，即以税收为名目的权力寻租者。因此，在经济发达地区，几乎看不到原有的农民与地主官府间的矛盾冲突。《明史》卷二二○《赵世卿传》称：
    时矿税使四出为害，江西税监潘相至擅捕系宗室。曩时关税所入岁四十余万，自为税使所夺，商贾不行，数年间减三之一，四方杂课亦如之。岁入益寡，国用不支，边储告匮，而内供日繁。岁增金花银二十万两，宫帑日充羡。
    又称：
    三十二年，苏、松税监刘成以水灾请暂停米税。帝以岁额六万，米税居半，不当尽停，令以四万为额。世卿上言：“乡者既求免米税，旋复再征，已失大信于天下。今成欲免税额之半，而陛下不尽从，岂恻隐一念，貂珰尚存，而陛下反漠然不动心乎？”不报。
    民间有灾，自应蠲免，刘成所言即为常例，神宗仍不许可，必是官帑尚不足开支。矿商之税，则既无灾害之说，亦无蠲免之例，成为皇室、宦官共同利益集团收入之重要来源。因此当时社会矛盾主体为官商民户与朝廷税收政策及执行者之矛盾，群体事件之发生，亦多为各方利益之冲突。
    然读时人李乐《见闻杂纪》，述苏杭织造孙隆事，颇多溢美之词。孙隆激变苏州，为晚明民变中大事，而李乐之誉隆，令人不解。该书卷六记曰：
    司礼贵人孙隆，号东瀛，监苏、杭织造。此老读书识体，苏、杭山水景佳处，不惜厚费，多所点缀。曾于岳武穆神像前用铜铸秦桧夫妇、万俟、张俊四像，俱镌姓名于胸，次跪之殿中，栏以木栅，图不毁。不十年，予再游岳墓，惜四像已不存矣。士大夫求一时之利，不顾名义，杀人媚人如四人者，比比有之，可惜可惜。
    李乐属晚明官员中行为意识极为传统者，于时代之种种变迁颇多非议。张居正当国时，不附，然其于居正，亦有公允之评。李乐杂纪对于孙隆之称誉，非仅一处，其后复称：“榷税中贵，分督诸省。唯吾浙所差驯谨，于民不甚扰，则司礼孙公与有力焉。所可惜者，郡邑诸公，太是避事，应税物件，只凭中贵跟随人主张。其最细者，如民间卧床草荐、儿童作戏鬼脸，亦在税中，鄙琐极矣。”(李乐：《见闻杂纪》卷六)孙隆激变苏州，为晚明民变之大事，织工葛成以一人承责入狱论死，其后以地方官员论救得出。崇祯《吴县志》修成距其时不远，该书卷十一《祥异》所述颇详：
    二十九年辛丑，六月三日，城中织佣变作。时朝廷方起税，并敕织造太监孙隆驻苏督税。城中积棍，多纳贿给札，营充委官，分列水陆要冲，乘轩张盖。遇贩过商，公行攫取。百物腾贵，民不堪命。又机户牙行，广派税额，相率改业，佣工无所趁食。集众徐元、顾云、钱大、陆满等二千余人，推昆山人葛成为首，分作六队，每队一人前行，摇蕉扇为号，后执绞棍随之，矢誓倡义，不取一钱。先从葑门起于灭渡桥，槌毙王建节，午间又毙徐怡春。长洲知县邓云霄先擒委官头目汤辛、徐成下狱。众忿不息，若狂三昼夜。至七日，又拥潘行禄、周仰云、顾松、郭岩、顾泽、张宜、莫皂隶及孙顾等十家，毁其室庐器物，或毙其戚属。云霄见势汹涌，再械辛成二凶于玄妙观。众殴立死，裂其尸。本县知县孟习礼，以利害晓示，众哗，蔑为阉党，转逼隆署，隆越墙走，匿民舍得免。八日，又言诸税官从东城巨室贷金，管委各执炬焚其居第。知府朱燮元偕推官朱一龙以恩义劝谕，始解散。兵备按察使邹墀自太仓闻变，驰至，檄捕首从。葛成等欣然就狱受绑笞无悔，爰书成具奏拟编管穷徼，至四十一年，巡按御史房壮丽特请旨矜宥(后葛成以其义讳名改贤)。
    而知，当时朝廷内外官员虽多以矿税监为扰民之事，然与矿税监之关系态度不尽同，亦矛盾关系复杂之佐证。
    又《定陵注略》述王临亨说李敬以救被诬采珠贫民事称：“王私念中使不可与抵触，徒败乃事。吾以古柔之与易耳。”临亨见敬曰：“天下苦中使久矣。公开采南粤，富人燕息，而贫人得衣食，其中粤南，如无矿使也；不爱金钱，从民间买珠入贡，而宽采珠之禁，粤南如无采使也。故曰公天下之贤中使也。”敬闻之而喜，狱遂解(文秉：《定陵注略》卷五《军民激变》)。由此可知，矿监税使亦多有求誉之心，而其矛盾激化之地，固因此辈及手下之横行，与士大夫之抵触不无关系。
    林丽月教授《“击内”抑或“调和”--试论东林领袖的制宦策略》一文，认为“士大夫制珰过激，亦非当时人所赞同。”其引清人陆陇其之说：“贤否不可不辨，而不宜处之以刻，使之无地自容也；是非不可不白，而不宜或伤于讦，使之穷而思呈也。”[3]其时矛盾之复杂，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