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怎样看待明代史论
    明代史论是明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明人在理论上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水平。怎样评价明代史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明代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的评价。
    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明代没有出色的史学可言。这一方面是因为，明代只是到嘉靖、万历之后才出现几部值得称道的史书，而明代前期的史学几乎是空白；另一方面是因为，明代虽然有着数量极其丰富的史籍，但是这些史籍因质量不高而受到人们的批评。在这种看法下，不少史学史著作对明代史学的论述就很薄弱。
    研究者对明代史学评价不高，原因之一是对明代史论的低估。明代丰富的史籍中，包含着大量的史论著作。有的研究者曾指出，“明代史论极多，散见于各文集的不计，仅成专书的，便多达近百种”（注：葛兆光：《明代中后期的三股史学思潮》，《史学史研究》，1985年1期。）；甚至还指出，明代史论事实上“超过宋、元史论之数”（注：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版。）。明代史论的数量蔚为壮观，但这些史论的价值却遭到后来学者的轻视。清代四库馆臣对明代史论的批评就十分严厉，他们认为“明代史论至多，大抵徒侈游谈，务翻旧案，不能核其始终”（注：《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八史评类《史纠》条，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 这种看法一直影响到现在。人们很少去关注明代丰富的史论，并且认为明人对历史的认识没有突出的价值可言。有些研究者将明代的历史思想与明代理学纠缠在一起，甚至用明代理学家的历史思想来代替史学家的历史思想（注：斯维至：《史学常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近些年来，由于明代史学的深入发展，明代史论研究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不少学者发现，明代史论中其实有着宝贵的史学遗产，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发掘。为推进明代史论研究，本文考察了近五十年来人们对明代史论的研究状况，以备参考。
    二、近五十年来明代史论研究的进展
    （一）有关史家之史的研究。近五十年来，明代史论研究中涉及到的史家有王世贞、李贽、朱国祯、宋濂、王祎、吴士奇、陈建、张岱、焦竑、谈迁等人，其中又以李贽、陈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
    有关李贽的专门性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这里不作赘述。本文仅限于对李贽史论的研究。对此，研究者从史著、历史思想、史学地位等方面，都进行过详细深入的讨论。在史著方面，研究者主要分析了李贽的史著如《藏书》、《续藏书》、《李卓吾批点皇明通纪》、《初潭集》、《史纲评要》中历史评论的特点，及其对研究李贽史学思想的重要性。有关思想方面的研究较多，而角度多有不同。李贽史论中所包含的史学修养、历史观念、史学方法、价值取向等思想都得到了相当深入的发掘，可谓仁智俱现。如有的研究者从李贽的序论、短评以及史论中看出，“李贽是位很有史识和史德的史学家”（注：陈曼平、张克：《试论李贽的历史观》，《湖南师范学报》，1984年3期。）；在历史观上，一种观点认为，李贽的史论受传统的儒家政治观的制约（注：陈曼平、张克：《试论李贽的历史观》，《湖南师范学报》，1984年3期。）；在论史的方法上，多数研究者认为，李贽是以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功利效果，即以“利”而不以“义”来品评历史人物的；在价值取向上，李贽也由传统注重道德规范转变为侧重于实践活动的后果，即舍义取利（注：邓鸿光：《李贽对历史人物的价值认识》，《江汉论坛》，1986年7期。）。
    在史学地位方面，有的文章认为，李贽“把社会批判的思想融入史学领域，开辟了利用历史编撰与评论来全面表达政治见解的新思路，有其重要的史学意义”（注：马兴东：《李贽史论评析》，《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6期。）。还有学者凭藉其深厚的史学史修养， 把李贽对孔子之是非的认识同他前代有类似思想的刘知几、皇浦湜、李翱等人进行比较，从而清晰地揭示出李贽的史论在历史评论发展中重要的历史地位（注：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版。）。
    另一位逐渐受到关注的史家是陈建。他所著的《皇明资治通纪》是一部重要的纲目体史著，在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学者对陈建史论的特点和价值作过相当详细的分析。文章对他这样一个卑微的乡绅编撰国史、臧否当朝君臣的勇气加以称道，对他忧急天下的情怀感叹不已，对他广泛深刻的史评政论尤为推崇，认为他的史论“上下古今，纵横捭阖，机锋犀利尖锐，往往切中时弊的症结，体现了陈建对于历史，尤其是当代历史研究认识的深刻”，他的史论“既富有时代特色亦富有思想价值”（注：向燕南：《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编纂特点及影响》，《史学史研究》，1993年1期。）。
    除此之外，研究中提到的、史论有所称道的史家还有一些。如有文章称撰写《史概》的朱国祯“所持议论大多切实中肯，反映了他的史识”（注：杨艳秋：《朱国祯〈皇明史概〉考析》，《南开学报》，1999年1期。）。如宋濂所写的《浦阳人物记》中， 最能代表其历史观点的就是“每一类传的序和传后的论赞”；而王祎“在《元史》中被删去不用的四篇列传的论赞”，“仍保留在文集中，写得很好”（注：朱仲玉：《宋濂和王祎的史学成就》，《史学史研究》，1983年4期。）。如祝允明的《祝子罪知录》，“其史论多有创见，开明代反传统史学之先河”（注：钱茂伟：《明人史著编年考录》，《浙江学刊》，1994年6期。）。再如谈迁， 他的史论有不少地方反映出对他对明王朝统治的批评和对历史的反省（注：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