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或称宗族，这个作为具有东方尤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基层组织，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细胞，它虽然不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但却是政权不可或缺的重要辅助组织，其由家族产生的族权，也就成了国家政权之外的另一种有系统的作用于某一方的权力。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认为“家族”和“宗族”这两个概念在古人的认识中不完全一致。本文对“家族”采取较宽泛的定义，包含“家”与“族”两个含义，“家”指“家庭”，是同居共财的近亲血缘团体；“族”则指“家族”（小功至缌麻同出曾、高之祖而不共财）与“宗族”（五服以外共远祖之同姓）。因此，本文有关家族史研究的介绍涵盖了家庭、家族、宗族三个层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族问题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家族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明代的家族研究也是如此，不断有重要的研究成果面世。笔者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要的总结（其他酌情介绍）。
    一、著作
    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对明代的家族制度有所探讨。其《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则对宋以后的家族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涉及累世同居的大家族及明清家族的防卫体系、南方家族的械斗、内地的村落结构与祭祀习俗、宋以后内地民间的婚姻习惯、近代家谱的撰修等，内容丰富。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明代宗族问题的学术专著，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以安徽徽州、江西吉安、福建兴化三府为重点研究明代宗族祠庙祭祖问题，中编从制度、时空角度入手考察了明代宗族乡约化过程和族规的兴起，下编则举例介绍了明人的族论与族谱。
    明代江南地区的家族发展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出现了许多著姓望族，因此，望族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将望族分为官宦世家、豪门右族和文化世族几种类型，指出望族门祚在四世者居多，著姓望族大都由科举制度造成，其兴盛得力于好品行、祖宗的榜样作用、有选择的婚姻等，而良好的教育则是必备条件。吴氏《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则以江南望族为主线，对明清江南区域社会变迁中极有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民情的演变进行了系统研究。江庆柏的《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详细考察了苏南望族发展的原因，分析了苏南的社会、自然、农业、市镇等各种因素对苏南望族的发展及其文化个性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
    明代家族的区域研究成果丰硕。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四章《徽州的封建宗法制度》较早述及徽州的宗族组织，包括祠堂、族长、族权、家谱、家法、族田等内容。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重点探讨了继承式、依附式、合同式三种类型的宗族组织形式和家族组织在福建不同地区的发展，并对家庭结构、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论述。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广泛论述了家族问题的各个层面，特别是以往较少探讨的家族文化。其《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深入分析了福建族谱修纂的历程、种类与格式、修纂与管理、族谱家法、异姓的联系与合谱、客家宗谱等问题。杨国祯、陈支平合著《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台北国学文献馆，1993年）从多方面阐释了土堡与家族的关系，该书是“乡族”论研究的具体化和深化。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用两节的篇幅分别详细论述了明清两代佛山的宗族组织，指出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佛山宗族组织的重构和发展，是由于南海士大夫集团的兴起，依据“霍韬重构宗族组织的模式”进行整合的，其标志物是宗祠、族产、书院、家训等。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二章“江南的宗族和社会生活”，对明代江南宗族的救济、教化、辖制等问题有所论述。
    此外，李建军《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是家族史个案研究的专著，唐力行《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是探讨宗族文化的专著。张国刚主编的《中国家庭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章专论家庭伦理关系，其中对明清时期的妻妾关系作了初步探讨。这些都有利于明代家族史研究的整体发展。
    二、论文
    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明代家族研究的论文约有90余篇，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有关明代家族的组织制度层面的整体探讨，这是明代家族研究中比较常见的视角。这类研究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种：
    1.通论家族组织制度。韩大成《明代的族权与封建专制主义》（《历史论丛》第2辑，齐鲁书社，1981年）探讨了明代专制主义王朝支持鼓励族权以及维护族权来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等问题。李文治《论明清时代的宗族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认为宋代以后封建宗法关系具有松弛的趋势，为此，地主阶级通过建宗祠、修族谱、置族田义庄等措施，维护宗族制，进而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剥削关系。他的《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认为明代宗法宗族制变化主要是废除关于建祠及追祭世代的限制及宗族关系的政治性质得到加强。
    2.专论家族的族权、祠堂、族产及家法族规、族谱等内部结构。族权与政权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众多研究者认为政权与族权互相支持，把族权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来看待，如前引韩大成的论文便是一例。徐晓望《试论明清时期官府和宗族的相互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则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官府和宗族的关系，特别论述了宗族破坏封建法治以及官府对宗族的打击。曹凤祥《论明代族田》（《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论述了族田的兴起与发展类型、管理与经营、特点、作用以及朝廷对族田的态度。作为近代宗族制特征之一，明代宗谱家法研究一直为学者们所重视。张海瀛《明代谱学概说》（《谱牒学研究》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探讨了明代修谱宗旨、修谱体例以及族谱功能的强化，认为明代确立了“三纲五常”的修谱宗旨，并把正史体裁全部引入修谱。陈学文《万历〈东嘉英桥王氏族谱〉》（《谱牒学研究》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对东嘉英桥王氏明代万历年间的族谱进行了介绍。谢长法《明清时期族谱的教化功能刍议》（《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5年第2期）则着重研究族谱作为伦理道德的教材所具有的巨大教化功能。常建华《试论明代族规的兴起》（《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探讨了明代族规兴起的原因、特点等问题，认为明代族规的兴起是明代宗族组织化的产物，显示出时代的特点。刘子安《论明清同的家法族规》（《中国法学》1988年第1期）探讨了明清时期家法族规的性质、内容和作用。陈贵柄《明代惠安张坑张氏家族之族规家范》（《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认为族规家范是家族训勉子孙待人接物、立身行事的行为规范，寄托着先辈的殷殷厚望，其中蕴含着不少积极的伦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