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集中探讨闽粤、皖南地区的宗族组织及结构。〔英〕科大卫《明清珠江三角洲家族制度的初步研究》（《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1期）、郑振满《明清福建沿海水利制度与乡族组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日根《论明清时期福建家族内义田的发展及其社会背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叶显恩《论珠江三角洲的族田》（《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叶显恩与韦庆远合著《从族谱看珠江的宗族伦理与宗族制的特点》（《学术研究》1997年第12期）。近年来，学者们在徽州地区宗族制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相关论文有〔美〕居蜜《1600-1800年皖南的土地占有制与宗法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法制度与土地占有制--兼评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江淮论坛》1984年第6期、1985年第1期），许水涛《从桐城望族的兴盛看明清时期的宗族制度》（《谱牒学研究》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唐力行《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周绍泉《明清徽州祁门善和里程氏仁山门族产研究》（《谱牒学研究》第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陈柯云《明清徽州的修谱建祠活动》（《安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和《明清徽州族产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以及赵华富《从徽州宗族资料看宗族的基本特征》（《谱牒学研究》第4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论徽州宗族祠堂》（《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徽州宗族族规家法》（赵华富编《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黄山书社，1996年），胡槐植《徽州宗族祭祖制度》（《19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韩〕朴元熇《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明清时代徽州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与宗族组织》（《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此外，还有学者尝试进行地区间宗族制度与组织的比较研究。如叶显恩《徽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宗法制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从生态条件竞争、宗法制传承典型与宗法制的变异、宗法制功能偏重等方面进行比较，认为作为传统宗法制传承典型的徽州宗族组织，其主要功能在于谋求并维护本宗族的社会地位及特权。而珠江三角洲的宗族组织则因明代中后期商业化的发展而转向发挥经济功能，无论是宗族的普遍化还是宗族族产多样化等方面，都显示出宗族的经济功能是商业行为，而不是徽州的道义经济。王日根《明清福建与江南义田的比较》（《学术月刊》1996年第1期）比较了福建、江南义田的设置者、不同的发展趋向和设置目的。
    （二）家族与区域社会史研究。主要体现在家族与区域社会的管理、家族与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家族史的个案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渐次发现家族作为一个基于血缘继嗣的群体，其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生殖行为的世代繁衍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与地域社会互动的过程。于是，家族与其所在的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如唐力行的宗族研究视野，其特色是将商人与宗族的关系放在地域社会探讨。他的《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认为，徽州在明代后期形成小家庭大宗族格局，徽商对家庭-宗族结构的这一变化起了关键作用，这一结构影响了徽州社会经济。《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以徽州方氏为个案研究，考察地域社会和传统中国的关系，指出16世纪农村宗族制度的转型，首先表现在宗族迁徙和重建方向由农村到农村变为从农村到城镇为主，宗族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认为，明清徽州地域社会形成了宗族组织、文化科举和商业经营间的良性互动。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也从商业入手研究宗族，其《徽商及其网络》（《安徽史学》1991年第4期）通过徽州商人的经营活动，从网络分析这个视角考察明清社会，认为徽商网络是构筑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之上的。〔英〕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深入讨论了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认为明清华南地区宗族的发展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而宗族的发展实践则是宋明理学家利用文字表达、改变国家礼仪，在地方上推行教化建立正统性的国家秩序的过程和结果。常建华《明代徽州的宗族乡约化》（《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和《明代江浙赣地区的宗族乡约化》（《史林》2004年第5期）分别探讨了宗族以乡约化为特征的组织化发展历程、作用，认为江浙赣地区的宗族与乡约结合的组织化是宋儒重建宗族在乡里移风易俗社会主张的成功实践，并通过官方授权行使带有“自治”特征的基层社会管理权。
    名人家族一直是家族个案研究的焦点。王英志《袁枚家族考述》（《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1期）对生活在杭州艮山的明代袁氏家族给予一定的关注。马明达《常遇春家族与“蓝玉党”案》（《回族研究》2001年第1期）对常氏家族与“蓝玉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常氏家族在明初的统治中具有特殊地位，也因此决定了它悲惨结局的必然性。栾成显《成化二十三年休宁李氏阄书研究》（《明清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在文书内容介绍考证的基础上，分析了明代徽州李氏家族的析产分户、赋役承担、土地所有、宗族事物等基层社会活动图景。黄宣民《明代永新贺氏传世文献述略》（《明史论丛》第二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研究了江西永新贺氏家族的主要人物及其著述。刘道胜《明代祁门康氏文书研究》（《明史研究》第9辑，黄山书社，2005年）以康氏家族为个案，分析了徽州内部的地权分籍化、合约关系、主仆关系等问题。蒋明宏《明代江南乡村经济变迁的个案研究--江阴徐霞客家族经济兴衰、分家析产及明末织布作坊问题探析》（《中国农史》2006年第4期）以徐霞客家族为典型，考察其变迁特点，人口增殖与析产、小商品经济等问题。胡传淮《明代遂宁黄氏家族诗人初探》（《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论述了明代遂宁“四大家族”之一的黄氏家族，人才辈出，尤善诗文，为遂宁地方文化增辉颇多。李永菊《从军户移民到乡绅望族--对明代河南归德沈氏家族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则以归德沈氏家族为个案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在明代华北的地域社会中，军户家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曹国庆、江庆柏等学者则把关注点放在明代家族对地方的经营上，如《明代江西科第世家的崛起及其在地方上的作用--以铅山费氏为例》（《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明清苏南望族与地方关系初探》（《常熟高专学报》1999年第1期）。李建军《明代沐氏家族与思氏家族关系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1期）探讨了沐氏家族自奉明廷之命世代镇守云南后，坚持与思氏家族中顽固不化的叛乱分子作斗争，为稳定云南社会秩序、保障云南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明代沐氏家族对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5期）则指出，沐氏家族在云南经营的391年间，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云南社会经济的政策措施，促进了云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开发和发展。
    对家族兴衰成败原因的探讨。刘少华、张雯《明清时期日照丁氏科举家族成因探析》（《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王培华《明中期吴中故家大族的盛衰》（《安徽史学》1997年第3期），吴仁安《上海地区明清时期的望族》（《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明清上海地区的望族及其盛衰消亡探微》（《谱牒学研究》1992年第3辑），基恩·海泽顿《明清徽州社会的大家族与社会流动性》（《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等。
    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基础研究主要有许永生《显赫的家族珍贵的文物--灵宝市明代许氏家族的铜俑、圣旨和九边图》（《中州统战》1994年第4期）、武进博物馆《武进明代王洛家族墓》（《东南文化》1999年第2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西安明代秦藩辅国将军朱秉橘家族墓》（《文物》2007年第3期）、江阴市博物馆《江苏江阴明代薛氏家族墓》（《文物》2008年第1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