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族研究中多角度的探讨。这部分成果主要体现在明代家族经济、家族文化教育、家族人口、女性与婚姻、家族观念等方面。
    家族经济视角。郑振满《试论闽北乡族地主经济形态与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明清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发展》（傅衣凌、杨国祯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等探讨了闽北乡族的共有经济。〔日〕臼井佐知子的《徽州汪氏宗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江淮论坛》1995年第1期）。
    家族人口、婚姻视角。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北中研院经济所，1992年），曹树基《明清时期移民氏族的人口增长--长江中下游族谱资料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侯杨方《明清江南地区两个家族人口的生育控制》（《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4期），孙和平《逊氏家族人口的个案研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李静、孙昊《家族内人口与生活：以浦江义门郑氏为例》（《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陈瑞《以歙县虹源王氏为中心看明清徽州宗族的婚姻圈》（《安徽史学》2004年第6期）等，都是深入探讨家族婚姻、人口的文章。
    关于明代家族女性文学意识的探讨。陈书录《“德、才、色”主体意识的复苏与女性群体文学的兴盛--明代吴江叶氏家族女性文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提出，与传统的男性“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形成对照，明代吴江叶氏家族女性追求“德、才、色”三者兼备的主体意识，追求个性解放，推动了晚明文学解放思潮运动。郝丽霞《明清吴江沈氏家族的女性文学意识》（《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则认为作为明代一个有声望的家族，沈氏非常重视家族女性文学的刊刻和传播，具有“德才色”并举的进步的女性文学观，在晚明女性文学中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家族教育与文化视角。丁钢《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主要讨论了明清时期晋商、徽商、闽粤商、江浙商的宗族教育问题。吴霓《明清南方地区家族教育考察》（《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探讨了两级教育的目的和阶段、家族教育的热点、家族教育的经费等问题。顾启《冒氏家族文化初探》（《南通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探讨了明代如皋冒氏家族的诗文创作、学术著作等文化成就。王春花《明清时期吴门袁氏家族刻书与藏书考略》（《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对袁氏家族的刻书与藏书事业略作概述，指出袁氏家族作为明清刻书与藏书世家对传承家族文化做出巨大贡献。此外，还有学者对家族文化与地方社会作了专题研讨。如叶汉明《明代中后期岭南的地方社会与家族文化》（《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王日根《明清东南家族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东南学术》2001第6期）。
    祭祖与家族伦理观念视角。常建华《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以明代地方志资料与徽州地区的考察》（《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明代福建兴化府宗族祠庙祭祖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南开学报》2001年第3期）都是系统论述家族祭祖的文章。陈其南《家族与社会--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六章《明清徽州商人的职业观与家族主义》中专门探讨了家族伦理对徽州商人观念行为的渗透。王志明《明清家族社会认同准则》（《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认为，权威神话和传说塑造着家族的始祖形象，而举族进行祠墓祭奠活动，则是崇拜祖先、积淀家族意识的重要宗教形式。钱杭《关于同姓联宗组织的地缘性质》（《史林》1998年第3期）指出，由联宗形成的联合组织其实不是所谓联族，而是一个松散的地缘性同姓网络。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家族研究已有很大的进展，主要表现为：涌现出一批在明代家族研究方面孜孜以求的学者，出现了一系列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家族史研究视野有所扩展等等。尽管如此，还需要对家族发展史的重要时期明代进行全面而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应该加强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家族的比较研究。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家族个案研究的空间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南方的华南、华中地区；论著质量参差不齐，有的文章创新意识不够，常有重复现象；学科研究的视野仍时常囿于个别而失察于全局，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单一等。以上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家族史研究的粗略总结，在问题归纳以及诸家观点评析等方面如有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