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之四：史籍中的史论体例。这也是明代史论研究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内容。这一点在史籍的发掘与介绍中通常是不可缺少的。如研究者指出，《藏书》于纪传之中各立名目，“系以叙论”（注：马兴东：《〈藏书〉和李贽的史识》，《史学史研究》，1995年4期。）；《弇山堂别集》的“考部”一则纠正史实，再则在考证之时进行评论，而每部前的序也有评论性质（注：孙卫国：《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对〈史记〉的模拟》，《南开学报》，1998年2期。 ）；《石匮书后集》则通过“总论”和“石匮书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历史观点（注：陈仰光：《张岱及其史学》，《浙江学刊》，1992年6期。），等等。对史籍中的史论从体例上加以说明，一方面便于使人们对史书的面貌形成完整的认识，另一方面，史论的体例本身就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深入研究史论的体例，可以使我们对研究对象得到一些意外的收获。如前文谈到的研究者对李贽《藏书》的研究，不仅发现了一种新的编撰方式，而且看到了这种编纂方式对增强评说力度的作用。有的研究者比较了《藏书》、《续藏书》二书的体例，从而发现《续藏书》为后人编写而非完全由李贽所作（注：任冠文：《〈续藏书〉考辨》，《史学史研究》，1998年1期。）。通过体例比较，还可以认识史论在史学史上的不同地位，如有研究指出，《左编》有例无评，《藏书》有例有评，《藏书》是对《左编》的改编、评注，但在某种意义上，《左编》是封建正统史学的一个代表，而《藏书》却是新生市民史学的一个代表（注：钱茂伟：《论〈藏书〉对〈左编〉的继承与批判》，《福建论坛》，1998年6期。）。
    问题之五：明代史论对前代的继承和对后世的影响。如有的学者论证了《藏书》在体例与内容上是对唐顺之《左编》的因袭与改动，并且指出，“从表面上看，仅是结构的调整、位置的移动、名称的改变，而在实质上，则是对唐顺之所持是非观的颠倒、否定”（注：钱茂伟：《论〈藏书〉对〈左编〉的继承与批判》，《福建论坛》，1998年6期。）。有的学者发现王世贞的史论对李贽有很大影响，因为李贽在《续藏书》中很多地方都引用了王世贞的史论，来作为自己对某些人物、事件评论的结论（注：仓修良：《明代大史学家王世贞》，《文献》，1997年2期。）。除王世贞外，研究者还发现陈建的史论对李贽也有很深影响，“如《续藏书》一开始的《开国诸臣缘起》和《开国诸臣本根》，便两次提及陈建，并引述《通纪》中史论的观点”（注：向燕南：《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编纂特点及影响》，《史学史研究》，1993年1期。）。这些至少说明李贽史论的出现并非偶然，这对于认识明代史学风气很有意义。此外，研究者还注意到，明人十分重视对前代论赞思想与论赞艺术的评价与吸收。论者指出，“尤其是明清两代，《史记》论赞受到了空前未有的重视。明代的茅坤、唐顺之、杨慎、王维祯、项笃寿，……，都在他们的著作和论文中对《史记》论赞作了许多评论”，而且多数言之中肯（注：俞樟华：《简评明清学者对〈史记〉论赞的研究》，《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1期。）。 明人对前人史论的重视既是明人论史兴趣的反映，又说明了明人论史具有严肃的学术性质，这是值得注意的。
    以上即是五十年来有关明代史论研究的概况。虽然涉及的史家、史籍与问题已经不少，但与明代史论的规模与意义相比，研究的空间还是很广阔的。关于史家与史籍的研究还需要大大拓展，而关于史论研究中存在的理论问题尚需要整理、总结、提高。
    三、明代史论研究的前景和趋势
    通过以上考察，笔者认为，五十年来的明代史论研究，实际上提出了以下几个主要的理论问题，而这几个问题或多或少预示着明代史论研究的前景和趋势：
    （一）史家与史论的关系。这里主要说的是史家对史论的作用、内容、表现形式等的认识以及对史论的运用问题。它与史家的撰史思想有关。史家撰史，是为了表达他对历史的探寻与认识。为此，史家会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历史记述、史书体例等方式，来反映他对历史的理解，而其中史论的作用最为直接。然而，由于史观和史识等的差异，并不是所有的史家都愿意在其著述中对历史直接进行评论，而史家评论历史的形式、史家的识见及其社会影响也就有所差别。如孔子作史“述而不作”，而范晔则注重“因事就卷内发论”（注：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6月版。）；在形式上， 除了“史臣曰”等后论以及“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的形式外，还有如明代王祎《大事记续编》中荟萃前贤议论等形式；在影响上，有的史论如范晔的几篇史论就因饱含精意深旨而又笔势纵放，而被选进中国最早的文学总集《文选》中，流传很远。因此可以说，史家是否评论历史以及如何评论，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史家史意的传达和史书的价值。而在是否之间，牵连的则是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以及历史观念的大问题。明代学人不仅注重对历史的评论，而且评论方式灵活丰富，后人对它的褒贬又很激烈，这是足以令人深省的。
    （二）时代与史论的关系。研究史论与时代的关系，是史论的社会意义的体现，也是史学实现其社会本质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史论与时代的关系实际上正是史论的根本价值所在。研究史论与时代的关系，包括诸如史论所发生时代的特征、史家的人生际遇、史家对现实社会的感悟、史论的时代特征、史论的时代变迁等问题。不同时代由于有着不同的社会条件与要求，史家所作的历史评论与相应地表现出某种特殊的形式与内涵。如弘治、正德时反理学思潮兴起，史学领域则相应地出现了像祝允明《祝子罪知录》以举、刺、说、演、系五种方法来论史的体例。史论成为独立的文体，有的学者分析这也正是宋明理学的产物（注：钱茂伟：《关于理学化史学的一些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1期。）。史论与时代之间存在着具体与抽象、 微观与宏观的微妙关系，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它们之间的真实联系，寻找其中的规律。
    （三）史评与史论的关系。这主要是指对史论自身的若干理论问题如史例、史论方法等进行探讨，即进行史学批评。通过对史学中的史论进行批评认识，既可以丰富史评的内容，又可以推动史论走向自觉与科学，明代史论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研究中提出了史论的评价标准、史论方法、史论原则、史论体例等理论范畴，对史评与史论都有一定的价值。从史评方面讲，如史论不应以个人是非为是非而应尊重公论，史论受时代、社会以及史家个人观念的影响，史论的评价标准，史论的形式，史论须有所创新等问题，都属史学理论范畴。它同其他史学理论一样，是通过史学批评而获得的自觉的史学认识。反过来讲，这些自觉的史学认识必定成为史论实践中的一部分，并指导史论实践走向成熟。明代史论研究中提出了不少关于史论自身理论的问题，而且明代学者对此有分歧，这正说明了史论理论建设的必要，也反映了史论自觉化的历史潮流。我们应好好总结明代史论纷杂的经验与教训，客观地评价明代史论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