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维护权威和企图推翻权威的人都寻求历史的支持”①。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John Tosh)的这句话寓意深刻，用来形容围绕“公共史学”而引发的辩论十分中肯。
    “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也译作“公众史学”)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出现，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历史学科②。除美国之外，公共史学在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也很发达，在加拿大、南非、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亦成果丰硕。2010年，多国学者联合创建了“公共史学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Public History)，并于2012年4月在美国密尔沃基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该组织希望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学者共同体，以鼓励和推动公共史学的研究与实践。在全球化和信息电子化时代，我们不难想象这个新兴领域拥有的发展潜力以及可能对史学和史学人才培养将产生的重要影响。
    中国学者很早开始关注公共史学，但除了陈新教授开设过公众史学课程和香港中文大学设立了“比较及公众史学”硕士研究生项目之外，公共史学尚未进入国内史学界，许多专业学者甚至对此闻所未闻。与此同时，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意识形态的松绑，公众社会对历史知识和史学修养的需求明显增加。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中国文化与历史，虽然学术界颇有微词，但大众却兴趣盎然。前几年中央电视台制作了《大国崛起》电视片，讲述五百年来“强国”崛起的历史，引起了民间对世界历史前所未有的关注。为满足公众对历史记忆的需求，各种品位和种类的口述史、回忆录节目令人目不暇接。民间历史博物馆成为一种新兴产业。《看历史》杂志举办的“中学生写史”活动更是吸引了几百所中学教师和学生的参与。
    这些现象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它们代表了一种来自学术界之外的“历史意识”(或者说“史学冲动”)。这种新的“历史意识”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什么联系?对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意味着什么?专业历史学家是否有必要或有责任去关注它?本文拟扼要讨论公共史学在西方学界的发展及其在西方社会历史语境下的学术与政治内涵，并就如何在国内推动公共史学发展提出一些想法。
    一
    公共史学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美国史学界遭遇的就业危机有直接关系。危机激励改革，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校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历史系罗伯特·凯利和韦斯利·约翰逊两位教授率先开始改革传统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将史学在公共领域中的运用纳入课程训练。1978年“公共史学”概念被第一次用来描述这种新的史学训练。凯利将其定义为(一种)“历史学家的就业方式(employment)”和一种“多维度的新史学领域”。约翰逊列举了历史学家可以在其中做到学以致用的“公共领域”，包括政府部门、商业机构、智库、媒体、历史遗址、历史学会、博物馆和档案馆等。他们认为，史学研究生不必将在高等院校做专业历史学家(academic historian)视为唯一的就业方式，完全可以进入“公共领域”，提供专业知识的服务，与公众社会分享历史见解，并成为“公共进程”(public process)的组成部分。在他们看来，“使公众受惠”的史学实践就是“公共史学”，从事这种史学实践的历史学家就是“公共历史学家”。凯利和约翰逊的改革带有实用主义的动机，但同时也包含了一种哲学意义：推动专业历史学家回到被他们遗忘的公众社会③。
    “公共史学”曾经是美国的传统学术领域之一。虽然学科“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即强调以“科学的”方法和规范进行史学研究--主导了20世纪美国史学演进的历程，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专业历史学家并没有与公共领域相分离，也没有回避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应该说，在史学专业化的同时，历史学家深入地卷入了美国“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的过程。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重大的史学创作往往针对美国社会面临的重要公共问题，体现了历史学家们异常强烈的现实关怀。自进步运动到冷战，美国历史学家一直有意识地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通过研究和写作来影响公共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历史学家参与了联邦政府组织的战时宣传与动员。在罗斯福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历史学家配合政府的需要，进行相关历史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参与爱国主义教育等活动④。用伊恩·蒂勒尔(Ian Tyrell)的话来说，历史学家“利用了‘国家’(the state)”，而“国家也同样利用了历史学家”⑤。这种合作关系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新左派、民权运动的发展和新社会史学的异军突起，新一代历史学家对传统史学解释提出了质疑，并以强烈的批判精神提出要与所谓“正统史学”拉开距离⑥。与此同时，史学人才训练更加强调专业化，史学研究变得更加精细琐碎，致使“学院派史学”自成一统，研究成果很难与大众社会分享，历史学家也缺乏在公共领域施展才华的技能。所以，公共史学并非完全是一种创新。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重新强调历史学家的公共责任，企图恢复历史学家与“公共领域”间联系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