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凯利和约翰逊的初衷是把公共史学当成专业史学的一个分支，将“公共历史学家”视为专业历史学家的一部分，将他们的史学实践视为专业史学的延伸。然而，公共史学所带来的结果和引发的变革却比他们的预想更为复杂和深刻，同时对传统的史学创作和美国政治文化构成了挑战。
    在史学知识的生产和创作上，公共史学家面对公众社会，在“公共领域”进行史学创作，需要与不同的利益攸关者进行协商和谈判。为了让普通大众能走近历史并理解和欣赏历史，他们需要使用文本之外的非传统材料，需要使用一种大众能够听得懂的话语，需要拥有多方面的才华和技能，而不仅仅是单纯地埋头研究与写作。在议题方面，他们需要设置与公众兴趣和公共需要相关的问题，以开放的心态，倾听来自不同群体的历史解释。在史学功能上，他们需要将史学研究及成果的展示看成是一种智识媒介，用来激励公众参与公民政治和对国家价值观的反思。与专业历史学家相比，公共史学家并不拥有历史知识生产过程的垄断权和思想创作上的“自由”，但他们所奉行的“共享解释权”(shared authority)和互动性(interactive)思维等原则却包含一种更为民主和包容的态度，对专业史学家所追求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提出了挑战。
    与此同时，公共史学往往被视为一种政治敏感的史学实践。先前受到主流历史排斥的群体通过公共史学对传统的国家叙事和集体记忆提出了挑战。事实上，公共史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70年代初新左派史学刊物《激进史学评论》(Radical History Review)的出版或更早。凯利和约翰逊开创的“公共史学”应该说捕捉到了新左派史学观所提倡的人民历史观，但它对历史学家就业方式和公共领域的强调淡化了新左派史学观的政治性⑦。而随着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公共史学也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运动，它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要求重新“分配”历史，推倒“将人民与他们所创造的历史分离开来的墙”和“将研究历史的人与亲历历史分离开来的墙”⑧。这种诉求对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构成的“权力精英”(power elite)形成了一种挑战。
    正是因为多重身份的重叠，公共史学自身也面临诸多困境。首先是公共史学的定义。公共史学究竟是什么，它的内容与形式应该如何界定，即使在美国公共史学内部也没有形成共识。凯利的原始概念包括历史学家的就业方式和工作范围(“公共进程”)；全国公共史学委员会(NCPH)认为公共史学是一种将历史学家的特殊见解(insight)以“易懂和有用的”方式传递给公众的实践。其他的定义还包括“普通群众能够看得见、听得着、读得懂并能解读的历史”、“应用史学”、“公共空间中的历史学”(history in a public space)，以及专业史学与公众之间的桥梁等。此外，公共史学还被等同于“文化史学”(cultural history)、“大众史学”(popular history)或“人民史学”(people’s history)⑨。公共史学的内涵界定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分歧，部分原因在于“public”(公共或公众)、“history”(历史或史学)”两个概念的界定。“公共”的含义是什么，范围有多大，是不是包罗万象?“公共”是不是“公众”?“公共”与“官方”(或政府)的关系是什么?“公共”与“非公共”领域的界限何在?不同的公共历史学家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解释。“历史”也是有争议的。公共史学中的“history”指的是具体的历史事件还是研究历史的学问，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也是历史学家们需要答复的。
    这一概念也给美国之外的学者带来诸多的困惑。英国历史学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开始进行类似于“公共史学”的实践，但他们并未使用过这个概念。英国公共史学创始人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创办的“史学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强调对基层运动和大众文化的研究，并从中提炼出“人民史学”的思想。即使在接受了“公共史学”的概念之后，英国历史学家们仍然强调，英国历史语境中的“公共史学”更多是指那些与“具有现实重要性的问题和事务”相关的史学研究和实践⑩。而美国的“公共史学”概念则包含了“公民政体”(polity)、“公共权力”(public authority)和“公共企业”(public corporation)等内容(11)。
    谁是公共历史学家?谁可以成为公共历史学家?这是美国公共史学面临的第二个困境。公共史学最初的定位是相对于象牙塔内自说自话的学院派史学的一种反思和挑战，将公共史学的实践者定义为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即获取了历史学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然而，事实上参与公共史学活动的人包罗万象。全国公共史学委员会(NCPH)欢迎所有在公共领域中从事历史实践和任何对公共史学感兴趣的人参加该学会。该组织的成员除了受过正规训练的历史学家之外，还包括博物馆员、图书馆员、档案馆员、在公司或政府部门工作的历史学家、影视业和媒体从业人员、中小学教师等。公共历史学家的身份认同从原来的学历和训练认同转换为职业认同。一些专业历史学家对此不以为然，公共史学家内部对此也莫衷一是。在这一点上，英美两国则非常不同。在英国，专业历史学家往往也是公共历史学家。
    公共史学面临的第三个困境是史学的独立性和思想性问题，这也是迄今为止许多专业历史学家对公共史学持保留态度的原因所在。公共史学的实践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其学术性?史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在多大程度上被迫屈从于其他势力(包括来自政府或官方的规则、利益集团的要求以及赞助者的压力等)?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所谓的“公共”或“公众”并不是单一的统一体，而是由数种不同的、以社会和政治特质划分的“公众”(publics)组成的。不同的“公众”在参与(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公共史学的项目时带有自己的议程(agenda)，公共历史学家是作为专家(experts)被邀请参加这些项目，他们在这些项目中具有多大的发言权，他们的意见在多大程度上会得到赞助者的尊重并产生权威性的影响，的确是一个问题。专业史学之所以强调“专业化”，目的是使历史研究避免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影响。专业历史学家引以为豪的是学术上的严谨和政治上的“中立”和“独立”，这是他们区分自己与其他历史从业者的重要标准。他们认为，一旦历史学家把自己的研究与特殊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其研究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一定是要打折扣的。历史学家皮特·斯坦利(Peter Stanley)曾指出：“历史学家的自主性将随着他(她)的听众范围的增大而降低。”(12)此话生动地展示了公共历史学家面临的困境。对此各国公共历史学家有过同样的感受。20世纪末美国曾就如何在国家博物馆中展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投放原子弹的美军轰炸机Enola Gay、如何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的殖民地遗址公园中展示奴隶制的影响等问题发生过激烈辩论。英美两国历史学家都曾因公立学校历史课本的编写进行过激烈的争辩。公共史学家所面临的不仅是政府和赞助者的压力，还面临公共领域中那些非官方的利益群体的压力。非官方的群体性和个人性历史记忆时常被用来平衡或抵制官方的历史记忆。但这种“非官方历史记忆”与它要抵制的“官方历史记忆”一样，也是一种选择性记忆，同样带有自身的局限性和先入为主的固执己见。公共历史学家如何处理这些不同种类的“带有偏见的记忆”，如何做到将专业史学的研究成果、专业史学训练中对严谨和客观的追求与公共领域中的材料和公众的期盼结合起来，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其实这也是专业历史学家所面临的问题。专业史学所崇尚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早已受到质疑，专业史学本身是在明显的或隐秘的意识形态影响之下对历史材料的一种筛选、排序和解读。不同的是，公共史学带有一种更为现实和明确的政治目标，它的受众不同，它试图构建的不是一个具有同样训练背景的学者共同体，而是一个公民共同体。如前所述，美国公共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与多元文化主义、新社会史、新左派史学的出现有密切关系，曾被排斥在主流或官方历史叙事之外的群体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求呈现自己的历史故事，要求参与历史的解释。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看成是伴随多元化的洗礼而来的智识反应。在英国，公共史学更是一种由政府支持的、针对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的反应。超级大国地位的丧失和国内人口结构的多元化等现实变化要求国家和国民调整心态与视野，重新定位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构建新的公民共同体(13)。这是欧美国家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共同问题。公共史学所承担的正是这样一种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责任。正如小阿瑟·斯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所说：“历史学并不只是一种学术领域”，它在构建国家的未来中“拥有自己的角色”(14)。或许我们可以说，历史学不仅是一种研究过去的学问，更是一种认识当前和构建未来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