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怎么办?或者说，中国历史学界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关注公共史学?我们是否需要正视公共领域和公众对于史学的需求?我们是否有勇气和智慧来开创中国的公共史学?我们如何开创一种既能保持专业史学的严谨，又对公众社会具有感召力的公共史学?我们如何培养一批身兼严格专业素养和强烈公共意识的专门人才?我认为这是专业历史学家迟早要面临的问题。事实上，专业历史学家对国内“公共领域”中的各种与历史相关的活动始终是关注的，还有一些历史学家也参与其中。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曾参与《大国崛起》脚本的写作，《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中也不乏专业历史学家。但总体而言，专业历史学家对“公共史学”仍然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历史学界依然致力于追求史学学科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尽管史学专业化的进程远未达到成熟的程度，大学培养的史学人才(包括研究生)已经面临就业的困境，但我们也面临一些新的、看上去很有利的形势，除了公众历史意识的增强和对历史知识的需求增加之外，对历史问题解释的多元化也开始被接受和容忍，政府对公共文化事业的支持力度也在加大。这一切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历史学家进入公共领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开展和推动公共史学是需要一些前提条件的。首先是关于“public history”一词的翻译和定义。我和陈新教授曾就此讨论过几次，他主张翻译为“公众史学”，我倾向于“公共史学”，原因是“公共史学”比“公众史学”的含义要广一些。我理解的“公共史学”至少覆盖三种范畴内的史学创作与实践：“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s)、“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和“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这些范畴所覆盖的内容与“公众”(the public)密切相关，但又超出“公众”的范围。与“公共事务”相关的史学活动包括对与公共权威(如政府部门)和公共政策(如决策、法规、法律等)相关的历史研究与记录。这些史学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政府相关的“官方史学”，但它并不只是面向官方。有的机构如国家博物馆、国家档案馆、国家历史遗址等是“官方”机构，但它们的功能是服务公众的，历史学家在这些机构的活动应该被纳入“公共史学”的范畴。历史遗产和文化遗产的整理通常是由政府召集或由政府出资赞助的，但它的服务对象有一部分是公众。“公共领域”则覆盖服务于公众的媒体、企业、商业等领域。“公民文化”则包括中小学历史教材的编写以及塑造公民素质的大众文化等。
    另一个问题涉及“公共空间”和“公共社会”的存在，这是公共史学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在一个思想被禁锢、学术研究受到严格控制、史学解释必须遵从官方意志、史学问题不允许辩论的国度，不可能有真实意义上的“公共史学”。目前的中国有没有“公共空间”?我认为是有的，而且正在不断扩大。在讨论公共史学时，我觉得有两点需要强调，一是“公共史学”与“官方史学”(official history)、“私人史学”(private history)既有区别也有联系。20世纪中叶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些部门设立了历史学家的职位，负责写作部门历史，看上去是一种“官方史学”，实际上这些写作是对公共权力机构的历史研究。个人的回忆(尤其是口述史)看上去是个人历史，但因为涉及公共事件，则具有“公共史学”的性质。二是不应把“公共史学”简单地视为一种“反官方史学”或“反政府史学”。在一个现代民主政体中，政府与公众的关系非常复杂，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公共史学是民主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政府或政府的目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公共史学的目的之一是鼓励“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美国每年一度的“宪法纪念日”(Constitutional History Day)和“国民史学活动日”(National History Day)等活动都旨在通过对重要历史问题的辩论而重构国家的核心价值观(15)。近年来英国兴起的“遗产工业”(heritage industry)则是由政府出资，邀请历史学家、文物专家和影视制作人员，整理英国的古迹，展示和保护英国的历史遗产。与之相关的“大众遗产”(mass heritage)项目则注重通过整理和再现工业化时代普通人的生活和日常故事，来表现一种区别于精英的“人民史学”或“大众史学”，展现普通工人对英国工业化的贡献，增强普通民众对国家历史的认同(16)。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表演中所呈现的工业化社会和妇女争取选举权的主题，都可被视为英国“公共史学”的实践。
    我觉得，比较理想的公共史学是这样一种史学：它不是一种完全屈从于官方意志或某一特定利益集团的史学，不是一种枯燥无味的、板着一副说教面孔的史学，也不是一种调侃式的“娱乐史学”，更不是一种牟利式的“消费史学”。它应该鼓励交流与互动，但又允许独立性的思考；它引发的历史感受与个人的经历密切相关，但又能产生集体的共鸣；它并不毫无理由地排斥官方或个人叙事，但又始终保持一种批判精神。所以，一个优秀的公共史学家必须具备高超的专业素养和政治技能。他(她)需要与包括政府在内的公众社会进行协商和谈判，需要以有力和有效的方式将基于扎实研究之上的知识和见解补充到公共知识之中。他(她)需要带给公众富有启发性的思考，而不只是公众期望获得的答案。
    这当然是一个理想的描述，但不是不可以想象和尝试的。随着公民社会建设的步伐加快，开展公共史学的条件和环境也会随之改善，况且，中国社会已经拥有可利用的体制基础，如各地的地方志办公室、展览馆、博物馆，以及方兴未艾的信息数据库建设等，同时，公众要求参与历史解释的愿望与需求也越来越明显。公众需要历史，历史也需要公众，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未来的需要。
    注释：
    ①John 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 and Methods and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London:Longman,1992,p.9.
    ②关于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与发展的详细介绍，参见王希《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③Robert Kelley,“Public History:Its Origins,Nature and Prospects”,The Public Historian,vol.1,1978(1); G.Wesley Johnson Jr.,“Editor’s Preface”,The Public Historian,vol.1,1978(1); 王希：《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④William E.Leuchtenburg,“The Historian and the Public Real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7,1992(1); Ian Tyrrell,Historians in Public:The Practice of American History,1890-1970,esp.chapter 9-12,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⑤Ian Tyrrell,“Historians in Public”,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7,1992(1).